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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
[来源:本站 | 作者:华冲中学网站 | 日期:2011年5月29日 | 浏览4530 次] 字体:[ ]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1

“山路变得弯弯曲曲,快到天城岭了。这时,骤雨白亮亮地笼罩着茂密的杉林,从山麓向我迅猛地横扫过来。”摘自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叶渭渠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伊豆(Izu)”这地名,许多中国朋友应该很熟悉,就是日本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川端康成1926年发表的短篇自传性小说《伊豆的舞女》中描写的那个地方。小说描写了20岁的“我”(应该是川端本人),一个日本旧式高中的学生,在去伊豆天城山旅行时,与一位14岁的舞女发生初恋的故事。小说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对“伊豆”这个地名的知名度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部小说和同名电影,很多人才知道了“伊豆”,许许多多的国内外游人才慕名来到伊豆。

“天城(Amagi)”横贯伊豆半岛东西,从中间将伊豆一分为二,分别称为北伊豆和南伊豆。天城有个 “汤岛温泉”,汤本馆旅社正是川端康成写《伊豆的舞女》的地方。汤岛位于天城山北侧山麓的最南端,周围有着成片美丽的雪松林,绵延的狩野川在此形成很深的溪谷,河水清澈见底,溪边栽种着大片的芥末。这个地区自古就受许多文人的喜爱。

《伊豆的舞女》不止一次被改编成电影。最有名的是1974年由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合作演出的同名影片《伊豆的舞女》。这对金童*在影片中把一对少男少女之间那种纯真、朦胧的初恋情愫演绎得入木三分,十分感人。

因为写作本书,我又重新翻阅了川端康成的小说《伊豆的舞女》,小说第一句中描写的情景,一下激起了我对母亲生长的伊豆半岛之东入口热海(Atami)的怀念。这个不仅繁华,而且气候温暖、风光明媚的观光地区,到处都是弯弯曲曲的山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没法骑自行车,没有城市地铁,要么乘公交车,要么就只能走路,生活不太方便。

生活不便的另一个原因是物价昂贵,原因可以归结为它是旅游胜地。作为日本著名的旅游胜地,它有着久远的旅游传统,浓缩着独特的历史意蕴。在江户时代,以德川家康为首的许多将军、大名都曾来热海参观,许多文人墨客也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很多名人在此拥有自己的别墅,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就是其中之一。

热海是个很漂亮的城市,它的天然露天温泉、美丽的海景、勾人胃口的海鲜,对游客都有极大的诱惑力。海鲜是伊豆的名产。伊豆半岛三面环海,海产丰富,有美丽的金眼鲷、又甜又新鲜的鲍鱼,乌贼、伊势虾、河鲈、海螺和竹鱼等,品质好,味道佳。那里的早市人气旺盛,非常热闹,充满活力。我们那里的人习惯吃生鱼片(日文叫“刺身Sashimi”)。日本人普遍有吃生鱼片的习惯,伊豆的居民尤为喜欢,生鱼片是他们食谱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伊豆,生鱼片也好,寿司(Sushi)也好,价格都比中国国内便宜。我小时候经常早上去位于港口、早市旁边的寿司店,“一小时寿司自助”1000日元(约合60—70元人民币),可以享用包括所有高档、中档、普通的寿司,新鲜度绝对有保证,选用的材料称得上是*的。我不知道中国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真正新鲜的生鱿鱼是透明,而不是白色的。

热海的地理位置也不错,交通很方便,从东京站坐1964年(东京奥运年)正式运营、世界上首例高铁——*东海道线,一个小时就到了。这条**建造,行驶在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之间,车速每小时300公里。许多居住在东京的有钱人,喜欢选择热海作为度假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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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海这个城市近年来也陷入“超老龄化” 的陷阱。每当我回热海,都能感觉到这个老城的日益老龄化,年轻人高中一毕业就离开那里,到东京上学、就业,不再回来。随着医疗技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更加长寿,这些长寿的老人往往无事可做。因在热海找工作不容易,很多中年人也开始选择到其他城市去找寻工作机会。热海没有重工业,轻工业也不发达,主要靠大自然赐予的自然环境吸引游人来制造就业机会,但近年来因为经济不景气,旅游产业也没有原来那么红火了,这个靠旅游观光支撑的城市,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似乎有点难以为继的感觉。但这个地方的位置和环境实在太好了,离东京那么近,只有105公里,又拥有着代表日本风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积淀,还有着让人感到非常亲切的人情味儿,相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后,找对合适的管理和经营人才,配合好的政策,一定会重塑她昔日的辉煌。

伊豆是个半岛。伊豆半岛位于静冈县的东部,分成东伊豆、南伊豆、西伊豆和中伊豆,有山有水,但自然灾害也多,经常遭遇台风、地震、洪水等。从伊豆往北看就是日本最高的山 ——富士山(3776米),这座山跨越静冈县和山梨县。日本的行政划分为47个“都道府县”,除了“东京都”、“北海道”、“大阪府”之外,都是属于 “县”,这个县可不是中国的“县”,而是相当于中国的“省”。

我对中国朋友介绍自己,一般不说来自“静冈县”(对日本人则说“我是静冈出身”),因为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县,说“我是伊豆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明白我是哪来的,这么说能很快能拉近心里上的距离,很管用。

我生于1984428日凌晨,伊豆的某所大学医院。我出生的两个小时前,就是我母亲辛辛苦苦忍耐着、奋斗着把我生下来之前,发生了使得在外面等待的父亲感到震惊、悲痛的一件事——我奶奶去世。我是后来到了五岁(我记得是这个时候)才听父母说到这件事的。是命运的分裂,还是天意的拨弄?父母对我说:“你在母亲怀里的时候,表示最大兴奋的是奶奶,她一直很期待见到你,没想到你们俩‘交接’,一个走了,一个来了。我们都认为你是她的‘后身’,为了她,你要好好活下去,以无愧于她对你的期望。”

从小到大,我每年都去奶奶的坟墓那里。日本人普遍有拜坟墓的习惯。坟墓一般都位于山下,附近能看到寺庙。每次去,我都要跟在“天国”的奶奶聊很长时间,向她“汇报”我的成功与失败,快乐与痛苦。2003年高中毕业,去中国之前,我是这么说的:“我要去中国了,周围很多人反对,奶奶,你怎么看我的选择?”夏天回国时,我这么跟奶奶说:“奶奶,我好像会了点中文,跟中国人交流基本没问题了,父母过日子很辛苦,所以我兼职做了翻译,可以赚点钱,养活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仿佛听到奶奶在我身边说:“嘉一,你要相信你的选择,只要你觉得正确的,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要往回看,即使错了也没关系,不要影响自己的信心”;“我儿子对你不好吗?他有没有好好给你寄生活费?你不要对他客气,你还年轻,要好好吃饭,保证营养。”我回答说:“谢谢奶奶,我很好,在中国也没什么适应不了的,那里的人对我都很和善,没事的,我会在那里好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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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向她说过谎话,她是唯一知道我的一切的人,也是唯一安静地、平和地倾听我心声的人。没有她的存在,我绝对不可能活到今天。我与她之间,看不到,摸不着,但心连心,手牵手。以后,也会一直这样一起走下去。

2003年“非典”高峰时期来到中国,以后我每年都回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到墓地见我从未见过的奶奶。我通过照片看到过奶奶,从照片上看,我们俩很像。通过父亲的介绍,我知道奶奶很善良,从不生气,对孩子们的营养、礼仪、做人等的关心相当周到细致。他们在伊豆的小岗村从事农业,一家五口人处于半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他们早上4点钟起来,出门种地,或把产品送到批发销售点去,晚上6点左右回来。爷爷是个很勤劳的人,个子很高,很帅,为人很朴实。我的高个儿是继承了他的基因。我身高一米八五,他有一米八〇。

爷爷是有缺点的,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他是一个 “酒鬼”。他每天一回家就开始喝酒,喝完酒,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时候的爷爷凶猛、暴力。奶奶常常挨打,没有理由,就因为他喝完酒后变成与野兽差不多的性格,这个时候,我父亲会带着姐姐和妹妹躲到山里去,在那里惊恐地呆两个小时左右,等到爷爷睡着了,奶奶过来叫才敢回家。他们每天都是这样过日子,奶奶始终觉得对不起我爸爸,爸爸的姐妹至今非常感谢我爸。可以说,是我爸爸保护了全家五口人(虽然我爸爸后来也变成了酒鬼,我母亲,还有弟弟、妹妹从小为爸爸喝酒所困扰,只是他不暴力,喝醉酒就睡过去)。奶奶53岁时去世,去世的原因听父亲说是癌症。得不得癌症在某种程度上和运气有关,没法控制。在日本有个说法,“今天是两个人当中一个人得癌症的时代,而且癌症是遗传的”。

去年(2009年)年底,爷爷也去世了,享年85岁。死亡的原因同样是癌症。他临走之前,我回国陪他过了三天四夜,我回北京后,他就走了。对爷爷,我的感觉与奶奶不一样,我没见过奶奶,却继承了她对生命的渴望;我从小与爷爷相处,也亲眼目睹过他施行暴力的场面,说实话,心情比较复杂。但这不妨碍在他走之前,我们好好聊天,我给他做饭,喂他吃饭,我在身边,他食欲有所恢复,很高兴、很安心的样子。毕竟是爷爷和孙子的关系,血缘关系使我们无法分割。由于我在北京很忙,没能参加爷爷的“葬式”,但我们都不会感到遗憾的。就像“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似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任务。盲目同情,为对方伤心而忽视自己该做的事情,是错误的,客观上也无法帮助临走的人,也不可能有利于你成长。还是那句话,该发生的总会发生,想躲都躲不了,我就做好该做的。希望我的人生,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小时候一直是跟姥姥一起过的,我下面有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弟弟和一个小四岁的妹妹,因为孩子多,妈妈就没时间照顾我,不是愿不愿意,而是没办法。我很喜欢姥姥。听她说,我是三个外孙中最调皮的,从小是不怕一切、敢说敢做的人。到了超市顺手拿东西不结账,欺负弟弟,打架,在公共场所摸摸年轻女性的某某部位之类的事没少干。晚上不睡觉,姥姥就抱着我到外面散散步,兜兜风。白天使劲玩儿,疲惫不堪的我自然就睡着了,晚上又有了精神,真拿我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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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也跟我说:“嘉一从小就是个相当聪明的孩子,我教你一句,马上就能记下来。很小的时候,你就记得家里每件衣服是归谁的,说‘这是姥姥的’‘那是姥爷的’‘这是妈妈的’,却从来没有说过‘这是我的’,你从来都是关心家人的好孩子,妈妈没吃饭,你坚决不吃,绝对不动筷子。你是我最操心、最担心的孩子,但你一直是最善良的,最懂事的,能替别人着想的孩子。”

姥姥从小过的也是十分艰难的日子。她有五个妹妹,十岁时失去了母亲,父亲在外面拼命工作,养活六个女儿。姥姥每天背着两个最小的妹妹上小学,上初中后,每天放学后马上回家给五个妹妹做饭,真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爷爷从小也过着很艰难的日子(他有八个兄弟)。现在想来,二战前后的日本,老百姓的日子真叫穷,许多家庭里,孩子也是营养不足,吃不饱饭。直到我父母出生的五六十年代,日本才开始逐步走出战败的阴影,开始回归国际社会。后来我学了国际关系、政治经济,才了解到日本战后的腾飞是个奇迹,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认可,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许很快将变成世界第三),有个美国人还写了本《日本第一》,日本人也写了《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但我从父母那里听到的细节和故事都是截然相反、令人深思的。他们从小到大都过得很不容易,许多人没能上高中和大学。我父母都是70年代末高中毕业的,后来也没有上大学。他们都很想上,但经济条件不允许,只能直接找工作,然后结婚成家,生孩子。这可能跟我家在农村有关系,就像今天中国的农村一样,许多孩子不管愿不愿意,都无法上大学。我知道许多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名校毕业的朋友的父亲很有社会地位,当官,做律师、医生、大学教授等等,他们都属于高学历、高收入的群体。至少我家从来不是这样的,一直过得简朴而艰难,从来没有过过那种奢侈的生活,至今为止,我仍然不敢跟那些有钱的朋友——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出去玩儿,不敢大手大脚地消费,因为这不符合我的人生规则,考虑到长辈们艰难、勉强度过的那些日子,我就更加不敢。所以,我从来都拒绝那些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尤其是“*”、“富二代”们的邀请,对不起他们,我不是恶意的,也不蔑视他们的做法,我只是生理上、观念上无法接受。

反正,农村出身的加藤家从来都是很穷的。爷爷、姥姥那一代,父母的那一代,直到我这一代。

我三岁时的某一天,姥姥带我去看牙齿。看完牙齿,调皮的我趁姥姥带着医疗保险书结账的时候单独出去,偷骑了门外的一辆小自行车拼命往坡下蹬,我很兴奋,姥姥在后面拼命叫我:“嘉一!你在干吗?”我回头看了一下,然后再往前看,突然间,一辆卡车从右手开过来,我也发现了,却无法停止,对方似乎没注意到,来不及刹车了,相撞,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别轻易以为有明天0之后的情况是听父母和姥姥说的。姥姥马上叫了救护车,大约15分钟后车来了,姥姥抱我上车。撞的部位是右半身,出血很厉害,在救护车里就开始输液,到了医院被送到手术室,因为出血太多,一度生命垂危,动完手术,我好久没醒过来,父母着急了,手术失败了,还是手术后的处理上出了问题了?还是本来就没有挽救的希望?

后来,我竟奇迹般地醒过来了,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后,我出院了。只是几块移植手术后的伤疤永久地留在了我的右半身。每到冬天,右脚上的伤疤很痛,容易麻痹。到了八岁左右时(准确的时间记不清了),右边的耳朵好像听声音不是很清楚了,我把它视为车祸的后遗症,虽不一定有科学依据,但我需要给自己一个解释,否则我会走到崩溃边缘的。

我这个人坚决认为,对于和我有关系的一切事物,都是要解释的,不想简单地归为“不为什么”。凡与我有关的,都是如此,奶奶的去世、我的后遗症、我家的经济状况、我在学校遭受的歧视和排斥……一切的一切,我认为肯定是有原因、有背景的。解释自己、说服自己从来都是我生活当中的首要任务,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执著、很顽固的。

我幼年时代的交通事故,及奶奶的去世等事件,让我牢牢确立了一个观点:别轻易以为有明天。你的生命,任何时候都处于危机当中,谁能保证明天一定不会撞车?交通状况这么乱;你能确定飞机不会坠落吗?它毕竟是人造的、人驾驶的;你能确定不会被人暗算吗?在你没意识到的时候,你可能正被很多人痛恨着呢!

你的生命多久,不一定是由你决定的。这个世界,充满着不确定和风险,这些风险中的绝大多数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就提醒我们,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珍惜每一天,过好每一刻。未来当然很重要,为未来打算很重要,但千万不要为未来无法预测的事情而压制自己,牺牲现在,因为这是不合理也不人道的活法。所以,我们说要保持平衡(keep balance),就是今天你的生活和未来你的辉煌之间保持尽可能合理的平衡。具体讲,首先你要能感觉到现在过得充实,其次要感觉到你此刻的努力与你即将到达的未来有关系,而且是良性、积极的关系。其他都管不着,让别人说去,让社会搞去吧。一定要做好你自己,对得起自己,同时,也要对得起关心你的人,尤其是父母,还有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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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土生土长的伊豆人。我生在伊豆,但在那里只呆到十岁。当时,我父亲在一家普普通通的公司做会计。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经常悄悄地跟几个朋友到静冈县以北的山梨县(演员柏原崇、球星中田英寿的家乡)出差,考察矿产资源什么的。我当时不懂爸爸想干什么,母亲只是告诉我:“你们三个孩子以后要上初中、高中,还有大学,把现在的工作干下去很难解决学费问题,爸爸在努力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哦。”

现在回想,如前所述,我小时候特别调皮,经常不顾父母的面子,在公共场合做不该做的事,在学校里也经常打男生、欺负女生,母亲经常拉着我到被我打、被我欺负的学生家里“谢罪”,鞠躬,送点礼物什么的。我弟弟和妹妹从来不像我那样,他们是乖孩子,但他们的哥哥却经常给母亲添麻烦,现在想来,真的很对不起母亲。不过,我始终是母亲的聊天对象,我11岁时已经有一米七的个头,长得像大人一样(虽然我的脸像今天一样始终是个Babyface),人也比较聪明,判断力和谈判能力极强,所以经常跟母亲聊天,聊的内容从母亲对父亲抽烟、喝酒的抱怨到家庭收支平衡,一直到未来买房等问题,几乎无所不包。现在想来,并非因为我真的多么懂事,而是孤寂的母亲需要一个谈话者啊。

我小学四年级结业(当时我十岁)前夕,父亲突然宣布:“我们要搬家了,到山梨县身延町(“町”相当于中国的县)去,我有了新的工作,可以赚大钱,已经在那里建了房子,很大的,可以让你们过好日子哦。”我们闪电般地收拾东西,根本没时间犹豫,也没有时间和心情怀念原来的朋友和伊豆的风味。我当时已是非常不错的柔道(Judo)运动员,身体特别棒,已完全脱离小学生的体格。身高一米七以上,体重75公斤;到14岁时(那时我改练田径了),我已长到米,体重56公斤,我对自己进行了根本性的“肉体改造”,从上面两个数字能够看出这一点。练田径三个月就参加了全国大赛,并获得了第四名。本来打算好好把柔道练下去,日本柔道协会的干部也认为我可能成为“日本柔道界的新星”,但我也只好放弃,因为要离开家乡嘛。还好,小学四年级的小孩子,心里总是光明的,因此也没有想很多,只是内心里始终坚信自己还可以在其他体育项目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当时我下决心在新的地方挑战新的生活。父亲的朋友们(全都是前国家队运动员)帮我们出卡车,一日内免费完成了大搬家。我们在山梨县的新生活开始了。

父亲的新工作与矿山里的沙子有关,他们把那些沙子挖出来,加工,销售出去,就这么简单。因为他多年从事财会工作,因此由他负责财务,他的几个合伙人,分别负责与当地政府和客户谈判,并负责统筹、技术等。我内心期待父亲能在新的岗位上做出令人自豪的业绩。

我、弟弟、妹妹都转到了新的小学——身延小学校,我上五年级,弟弟上四年级,妹妹上一年级。妹妹还好,反正是刚入小学,没有离别,只有开始。我和弟弟离别了原来的朋友,有些伤感,但也勇敢地融入了新的环境。这所学校很小,每年级只有一个班(原来的学校有三个班),山梨县这一周围没有海的盆地地区,人口不多,社会结构主要以乡村为主。我和弟弟融入得还算比较顺利,两个人在爸爸的指导下每天早上晨跑五公里,放学后跑五公里,上学来回走路十公里,总之,每天连跑带走达20公里。在学校的运动会和地区的跑步比赛中,没有人能赶得上我们,要么是我第一,弟弟第二,要么是弟弟第一,我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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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参加了学校的棒球队。虽然棒球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项目,但通过强化训练,很快就超越其他队友了。这除了归功于刻苦训练,不谦虚地说,也和我们的运动天赋不无关系。我练了两年,弟弟练了三年,这项运动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我们结交了新的朋友,我还有幸参加了地区及全国性的比赛。日本人讲究“文武两道”,相信把学习和锻炼兼顾好,才能成材。今天,在日本的政界、商界、媒体界等很多领域表现出色的人都曾经或多或少有过当运动员的经历。这一点,中国的朋友似乎可以学习、借鉴,不要把学习和体育看作两件不相干的事,也不要看成是矛盾的,两者是可以兼顾的,或者说,只有兼顾好,才能真正取得成功,这是我非常坚定的一个认识。

我学习成绩也不错,决定不去上身延的县级中学,而去考位于山梨县县厅所在地(等于中国的省会)甲府市的私立学校——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一个月内有两次考试的机会,第一次失败了,没考上,第二次勉强考上了。实话实说,爸爸也动员了一些体育界的人脉,山梨学院大学有附属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高中和大学的体育水平是山梨学院引以为傲的招牌。但我上的初中就像中国中学的实验班似的,非常注重文化课学习和升学率。我记得,当初入学面试的时候,我跟面试官说:“我最擅长的是体育,希望在体育项目上发挥自己的优势,给母校带来光荣。”面试官反驳说:“加藤君,山梨学院的初中、高中实验班的教育一贯是为了培养能够上东京大学等名牌大学的人材而设立的,原则上不允许学生参加正式的体育比赛,你明白吗?如果想从事体育,你最好去其他初中。”我误会了,虽然“山梨学院”的体育很有名,但在高中阶段,实验班和校队班是分开的,两者几乎没有交流,如果我上这里的初中,到了高中阶段,自动被送到实验班,就不能搞体育了。我没有办法,只能先点头:“哈伊,我会好好学习的。”

当然,面试中的表现是“装”出来的,虽然小小年纪,我也知道不能拿鸡蛋去碰石头的道理。我这个人,让我不搞体育是不可能的,生理上不能接受。自小到大,体育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到今天,我虽然早就退役了,但仍坚持每天跑步1015公里,跑步对我来说跟呼吸一样重要,我可以不写作,但一定要跑步,因为它是我生命的象征,同时,跑步让我悟出了许多人生的哲理。跑步也成为了我评估生活合理程度的一杆标尺,什么意思呢?我每天过着非常匆忙的生活:写作、上课、看书、研究、采访、演讲、做项目、讲课、谈判、开会……但如果哪天匆忙到连跑步的时间都被侵占了,那就等于越线了,我就要逼着自己调整状态。跑步,是我永恒的,甚至是唯一真正的伙伴。

走了半个后门儿,成功进了山梨学院附属中学初中部之后,我先是乖乖地学习,因此成绩也还说得过去,在这所全国精英集中的重点学校100多个学生里,考试成绩属于前20名。当时,我住的身延离学校所在的甲府很远,坐电车单程一个半小时。每天我6点半动身去车站,8点半到学校,下午5点钟放学,要7点钟才能到家。每天复习功课都在电车上完成,到了家,我立刻换衣服,在父亲的指导下跟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点钟,洗澡,吃饭。天天如此,很有规律。我喜欢过有规律的生活。每天过一样的日子,我一点也不感到厌烦,我习惯按确定的节奏生活(所以很不适应北京没有规律、计划跟不上变化的生活),我还认为,人只有坚持按自己稳定的节奏过日子,才能走向成功。我一般不读什么介绍别人成功模式之类的书,我总觉得那是别人的事,跟我无关(所以很怀疑今天中国年轻人看得很多的成功励志书),他们有时间看他们的书,我有时间就好好去跑我的步,跑步不仅锻炼了我的身体,让我身心愉快、健康,同时也磨炼了我的意志,让我不怕任何困难,性格上也深受影响,按中国话说,那就是“拿得起,放得下”。既自信,又心胸开阔,这两条,对一个男人的成功也是很重要的。总之,我享受自己的学习和锻炼,也相信自己会走向成功,成功的答案永远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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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妹妹已经习惯了一家五口当中三个男人是体育迷,或长跑迷。我们家的吃饭时间,周末的休闲方式等,都与三个男人的跑步习惯息息相关,两位女士始终全力配合我们的“自私”,尊重我们的习惯。

感谢她们!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跑步”始终是父亲、弟弟和我三个人之间的交流纽带,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甚至是唯一的共同语言。从幼年到少年,直到现在,一直如此。我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别的话题可聊,我也从来不跟他们聊我在中国做什么,对我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他们是不知道的,我也不问弟弟工作上的事,生活上似乎也不大关心,比如有没有女朋友之类的,他不主动说,我也从来不问。我们在一起时,只是一边看看奥运会、全国大赛、大学生接力赛跑等比赛的录像带,一边一起分析谁跑得不错,某某国家的潜力何在,日本队的未来怎样等等。

这涉及到我们家的一个“潜规则”,就是四个字—— “互不干涉”。从小如此,我们五口人除了相互交叉的生活点,比如跑步、吃饭、旅行等,除此之外,平时基本上彼此不过问其他人的事情,包括学习、工作等等,统统不过问。说起来不是显得不像一家人了吗?不会的。平时彼此不过问,不干涉,但每周末要开一次家庭会议,每个人要在会上汇报一周过得怎么样,遇到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什么需要家人来解决的。这样的会长短不一,有事则长,无事则短,快的五分钟就结束,最长的曾开了两个小时。

我们都很喜欢这种家庭生活方式,该沟通的沟通好,该强调的强调,该搁置的搁置,该放任的放任。记得我妹妹初二的时候,有一次,她跟朋友们出去玩儿,半夜两点钟才回来,其他人都睡着了,我有点担心(我跟妹妹关系很好,弟弟和妹妹的关系不好,这似乎是固定的关系结构,我跟弟弟更像一种竞争关系,毕竟相差只有一岁嘛),平时我也不过问妹妹的生活,但这天因为时间太迟,我心里很不踏实,我没有像平时那么早入睡,而是一直醒着,确认妹妹回到房间,才放下心来,当然,我也没有去问她晚上的事。在中国人看来,可能觉得不可理解,在日本的许多人看来,也是如此,但在我们家,这已经是一种常态。

第二天早上,在饭桌上,母亲问妹妹:“你昨晚回来得很晚,没事吧?”妹妹说:“没事,跟朋友玩儿得很开心,就忘记看时间了,不好意思,下次早点回来。”母亲说:“没关系,只要你对自己负责任就好,如果觉得外面不安全,就早一点回来,你觉得没事晚一点没关系,你自己来控制就好。”那时,我用眼神告诉妹妹:“你以后还是尽量早点回来吧,出了事,会给妈妈添麻烦的。”妹妹用眼神回应:“我知道了,以后不那么晚回来了。对不起哥哥!”我和妹妹之间的默契,有时用一个眼神就沟通好了。

我的妹妹叫萌美(Megumi),我们俩长得很像,她比我小四岁,因为年龄差距,加上她又是女孩,所以我们之间没什么可争的,她始终很依赖我,但也有办法让我依赖她。她非常懂事,穷人家的境遇也让她比较早熟,从14岁开始她就开始打工,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她既聪明又利落,有很强的生活自理能力及生存能力。她也受到了加藤家风波(后面详细谈)之影响,但她从不气馁,从不抱怨,也不慌乱,始终坚持自己的节奏和生活方式,并培养了良好的体力、智力和毅力。她今年 22岁,已经结婚了,一边上大学,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去年10月,她生了个非常可爱的男孩儿,叫“一叶(Kazuha)”。我问她:“你起这个名字的出处是什么?”她说:“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名字,还有,名字里有‘一’,是因为我想让他成为像哥哥嘉一这样聪明、可靠、帅气,但又有一点点害羞、腼腆的大男人。”我听到妹妹这句话后,果然变得很腼腆,脸一定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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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萌,真拿你没办法。”腼腆之下,我一时有点语无伦次。

我在心里说:妹妹,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崇拜的人,但愿你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哥哥也会为你,还有可爱的“一叶”做出好样子,坚持到底。

虽然每天兼顾上学、跑步很辛苦,但我坚持了下来。初二时,我正式到县田径协会登记,参加各种比赛。细心的读者朋友可能会发现,我这样做是违规的。前面已经写到,我们初中规定,学生必须专心学习,不能参加任何正式体育比赛。而我呢,却每天自己训练,在父亲这个“教练”的指导下,我的运动成绩提高得飞快。参加县里的比赛后,很快就崭露头角,成为山梨县前几名的选手了。我最擅长800米,其次是1500米,再次是3000—— 3000米是初中田径比赛中距离最长的项目。那段时间里,我仿佛越跑越快,教练们和县田径协会的领导们都把我看成是一颗新星。随后,在把县级比赛基本搞定之后,开始参加关东地区(等于中国的“华北”、“华南”、“西北”等大区的概念,比省高了一级)的比赛,也参加了全国大赛,并参加了夏天、冬天举行的国家青年队的集训,这是我田径生涯中最大的光荣。现在回过头来看,初二的冬季是我田径运动的高峰期,当时,几乎所有人都预测,下一个夏天的全国大赛800米和 1500米,加藤嘉一夺取“二冠”的可能性很大,我也满怀期待,每天投入刻苦的训练。日本体育界的冬训似乎是本着武士道的精神,刻意要让孩子们学会“什么是能吃苦”,让他们了解“冬训对一个人人生的作用有多大”。

没想到,我的腰撑不住了。原因是,过多的训练损伤了正在成长中的骨骼和肌肉,这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盲目追求运动量而忽视了身体和精神承受力的结果,用中国话说,这叫过犹不及、物极必反,我崩溃了。接下来,我不得不接受两个月的休息,因为这一变故,影响了训练,到了比赛期间,自我感觉状态不太好。争取参赛入场券应该没有问题,但自己十分清楚,要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已是不可能。我从小很极端,坚持“做不好不如不做”的原则。因此我决定放弃,跟着初中的同学们去毕业旅行了,去了澳大利亚,那是悉尼奥运会的前一年。澳大利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开阔了视野,产生了将来一定要出国的强烈愿望,以便让自己在新的环境中发展自己,同时发现自己祖国的缺陷和不足。这次澳大利亚之行与后来选择来华留学密不可分。不得不承认,初中阶段田径生涯受挫,给我的心灵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但因为机缘,却让我看到了新的世界,发现人生的答案不止一个,而是可以有很多选择。世界很大,人生的目标可以有很多种可能,小小年纪面对命运的捉弄,也第一次觉悟到了什么是顺其自然。

其实,从初中那个阶段,我已开始扮演“规则打破者”的角色。初中规定不能参加正式比赛,我参加了,还为母校带来了一点点荣誉。当时,体育界的人批评我不集中跑步,初中老师又批评我不集中学习,双方都成了我的批判者和警告者。这种处境仿佛是我的命运。我来北大上本科期间,也不满足于当个好学生,我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上电视,写文章,做项目,很多老师一定会责怪我:这个日本小伙子真是的,不好好学习,天天在外面忙!迄今为止,我是讨不好任何一个领域的。学界的人会批评我“你不够学术”;媒体界的人会批评我“你不够媒体”;文化界的人可能会批评我“你不够文化”;娱乐界的人则说我“你不够娱乐”。反正,大家都始终以质疑的眼神注视着我:“加藤,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说,我不是为了讨好人家而活着的,人不能为迎合第三者的喜好而做人、做事,这样就本末倒置了。我的目标只有一个:说服自己,就是让自己接受自己。挑战想象中的自己,批判想象中的自己,超越想象中的自己,其他的,无所谓吧。我做我想做的,至于我做不到的,那就任人评说吧。

我是“童工”出身(1

初中到高中的六年,是我迄今为止最辛苦的一段时光,从现在回望,我把它视为名副其实的“青春”。为什么说最辛苦呢?因为,就上面说的,我始终坚持“文武两道”,很艰难,很累,关键是谁都不理解我。除此之外,辛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那六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要打工的。中国朋友很熟悉一个词——“童工”,而我,就是“童工”出身。

当然,13岁打工,在日本也是违法的。13岁的少年,应该好好学习,先做好知识积累,以便为将来的发展打好基础,这一思维逻辑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在日本,一般来说只有到了高中一年级(16岁),才能开始打工,所从事的也只能是初级的体力劳动,比如在麦当劳、面包店、加油站等处打工。日本的高中生打工是相当普遍的,到了大学阶段,不打工的人连1%都不到,在中国,这情况似乎难以想象,这大概是由国情、观念、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所决定的。打工的好处毋庸置疑,它可以锻炼人,让你早一点接触社会,了解所谓社会是怎么回事,也可以赚钱,减轻父母的负担。当然,不打工有不打工的好处,可以集中精力学习,可以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过,作为多年打工的经历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打工的好处比不打工的好处大得多。在这里,我要诚恳地建议中国抱有大志的大学生应该多多打工。我一直主张北大学生应该去麦当劳打工,这样不会降低而只会提升北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北大学生变得更牛、更有竞争力。北大学生的学业、理论功底本来就很强,文化素质绝对没问题,但却严重缺乏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公共场上与他者共存共荣与竞争的能力,也可以说是社交或实践的能力,他们往往也不了解社会底层的真相,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和处境,更不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如果你要在这个社会获得话语权和支配权,一定要对社会有深入的了解,一定要接触底层民众的生活,否则只不过是小聪明、小皇帝、小精英,是很难成什么大气候的。

当然,当童工,在中国也是违法的。然而,就我的观察,这里的童工现象太普遍了,我曾经走过中国许多城市与农村,也接触过许多辍学出来打工的孩子。

2007年底,有一次去贵州省被设定为扶贫样板的毕节地区大方县考察半个月,主要是了解那里的义务教育普及情况。那个时候,中央政府刚刚制定并推出了一项政策,即免除农村义务教育的书杂费,这是推动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非常好的措施,无疑是非常正面的。许多农村孩子辍学,原因很多,但学费及乱七八糟“被”附加的各种费用太昂贵也是一大原因。许多国内外观察家认为,免除书杂费这一举措是中国教育的一次突破与转折。

但我的观感不一样,即这个举措的效果似乎并没希望的那么理想。中央出台好政策,未必都能不走样地传达到地方。我发现在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很复杂,我见过许多天高皇帝远、自以为是的地方官员,也了解到他们许多无视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以自己的喜好和利害关系去治理地方的情况。中国太大了,地方官员有足够的条件和“智慧”来对付上级,办法之一,就是掩盖事实,假报现状。

在那一“好政策”推出后的大方县,我接触到了太多太多仍然上不起学的孩子们。原因有两个,一是有些家长根本不知道中央出台了免除一切学费的政策,就是老百姓的知情权没有落实,或者是地方政府和学校没尽到宣传之责,当然,是否有人故意隐而不报,以便按惯例继续坐收渔利,我就不得而知了。另一个原因看起来更加严重,原来,孩子不上学的主要原因还不在于交不起学费,而是因为家中贫困。因为,学费并不是家庭对一个学生投入的全部。这一状况让我认识到,那些可怜的农民的孩子不上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学费多少钱,而在于家里有多少钱。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政府免除学费当然是大好事,但免除学费却并不能保证这些家庭的孩子继续上学。因为家里很穷,尽快改变眼前的贫困,比受教育更迫切。教育算什么呢,又不能给全家带来现实的好处。如果孩子不早一天出去打工,家里就没钱花,因此在很多人家,孩子未成年就被送出去打工挣钱了,在多子女的家庭(中国虽然搞计划生育,但在偏远乡村,多子女家庭仍很普遍),长子长女往往首先辍学,去做童工。童工也许挣不了几个钱,但起码生活不让家里负担,多多少少又能给家里交一些钱。相比不打工,这一进一出,账目是很明白的,你说家长会怎么选择?

我是“童工”出身(2

虽然有点辛苦,但我始终热爱送报纸的工作。积极面对每一件事是一种态度,珍惜每一份工作是一种责任。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就送报而言,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作为国家级的运动员,本来就是要早训嘛,送报都是跑步送的,是最好的早训,而且也是工作,能够保持一定的压力,培养责任意识。如果说我有一点点毅力和耐力,肯定是从近2200天的送报经历中萌芽出来的。另一方面,我还可以赚到钱,基本上是五万日元的月薪(3500元人民币),这笔钱满足了我的学费、交通费、生活费、餐饮费、体育用品费等的需求。我上高中有“体特”身份,学费免了一部分,但毕竟也需要鞋子和衣服等体育用品、集训以及参加比赛的各种杂费。弟弟也和我一样,从初一开始挣钱。反正,我们是从13岁开始在经济上独立了,不需要伸手向父母要钱了。我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也从来没有一点委屈感,而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并为自己感到自豪。家里有困难,全家一起努力渡过难关呗,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是男人啊!再说,我们既可以锻炼身体,培养好习惯,又可以赚钱,熟悉社会,我学习也不错的,由于时间很紧张,反而明白了时间的宝贵,利用各种时间和空间去学习,也学会了有效、合理利用时间的方法,这一切都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13 岁到18岁期间,我做过三份工作。除了上面所说的送报纸,还有就是从高中二年级开始的日英——英日翻译工作。这也是利用了爸爸的人脉,联系了几家有外贸业务的企业,帮他们翻译文件,日译英,英译日。那时候,我的英文已经很不错,早就过了类似大学四级、六级考试的水平,TOEIC也考了几乎满分。我们当时生活困难,对长跑运动员的我来说,学习是件比较轻松的事,很简单,其辛苦不能跟送报、训练相提并论。这是我的逻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是如此。还有一点,我从小就有强烈的对外意识。因为,我所生长的环境相当封闭,我性格又那么突出,一直被排斥,日本的社会有一个很怪的恶习,即排斥另类,通过排斥另类来维护秩序,社会因此显得相当平均、均衡。我就受不了这一点,很想出去看看,看看国外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跟日本一样这么郁闷。后来,我15岁时去了澳大利亚,开阔了眼界,从此才明白:原来日本才是个另类。

正因为心底有着强烈的出国愿望,我很重视自己英文能力的培养。总结起来,我提高英语的有效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每天中午到图书馆看英文报纸,随时找学校的外教主动说英语,在15岁到18岁骑车上学期间(我们家后来搬到了离学校更近的地方,大约相距15公里),我每天在路上坚持用英语自言自语,反正车速很快,不会打扰别人,顺便锻炼一下肺活量,但这种边骑车边说话的方式很辛苦的。我做事情向来要求做到至少一举两得,一石二鸟,否则我不会做,至少要让自己找到两个点,当然,一举两得也好,一石二鸟也好,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更多的是主动寻找创新和突破,是意愿高度强烈和自觉的产物。

翻译工作效益很可观,翻译一个小文件就可以拿一万日元左右。一个月平均翻十个文件,就可以拿到十万日元(相当于6600元人民币)。有时候还接模特儿的活,因为人长得高嘛,长得也比较苗条,加上是运动员,比较健康,比较阳光,看起来,也有一点帅气。但因为这个活不稳定,因此我就不太喜欢。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做了,家里人也不喜欢那个圈子和那个圈子里人的做派。我就更加专注地送报,做翻译,一个月平均能赚15万日元,就是一万元人民币的样子。这样除了可以负担自己的费用之外,还满足了妹妹上学及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钱,用在一家人的餐饮上面。我很满意,自己通过努力能够帮助到家人,每天早上和晚上全家人团聚在一起,看着大家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我真是感觉太幸福了,我发自内心地珍惜这种和谐安康的生活。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是我奋斗的力量,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大家在一起。

不过,总体说来,加藤家的日子,还是充满艰辛。搬到山梨县之后,父亲曾充满信心的新工作并不顺利,后来不仅拿不到工资,甚至放弃了房子,外出逃债,一家五口人无家可归……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1

13岁,初一冬天的一个晚上,几个长得不太正派的男人敲开了我家的门,一见面就气势汹汹地命令我们立刻搬走:“这个家已经不是你们的了,知道么,小伙子?”

我有些害怕,但却并不感到意外。我就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一直觉得很奇怪,一家五口人从家乡伊豆搬到山梨县身延町,买了200平方米左右的土地,重新盖了新房子,至少花了 5000万日元(330万元人民币左右),用的是贷款。全家入住后,父亲的公司却始终搞不起来,直到那天晚上几个黑道来逼迫我们离家的一刻,我没看过父亲把工资带回来过(那时候他还没开始送报纸)。我们家始终靠母亲的工资生活(我和弟弟送报纸只能提供一些贴补)。当时,母亲有两份工作,一个是在养老院负责福利方面的业务,另一个是在身延町公立初中做清洁工。除这两份工作之外,她还要负责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劳动,虽然三个孩子也轮流负责部分家务,但主要还是依靠熟悉家务的母亲。我和母亲每天晚上都要聊会儿天,她经常对我说:“我很对不起你们。连一家五口人的饭碗问题只能勉强解决,还债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把我赚的钱用来还债,那我们一家就没有饭吃了。”

终于无路可走了,于是通宵收拾行李,第二天早上就离别住了三年多的新家,一路向北,最后落在了离县厅所在地甲府市大约15公里的地方。那里比身延町发达很多,有许多商场、便利店。我们通过不动产中介公司租下了三居一厅的房子,房租每月高达八万日元(5300元人民币),这笔钱对当时加藤家来说是不小的负担。

家搬到了新地方,可学校不变。我上的是私立学校,住哪里都无所谓的,只要自己能上学就好。但弟弟和妹妹是上公立学校的,弟弟上小学六年级,妹妹上小学三年级,对他们来说,搬家是很痛苦的,要离别旧朋友,不得不重新适应新的环境。只有我一个人用不着更换人际关系,作为老大,心里始终感到很愧疚,我的学费又是最贵的,很对不起弟弟和妹妹,哥哥欠你们太多……

在房租八万的那家,我们只住了半年多,就又搬家了。理由很简单,我们的住处被黑道发现了,家里的电话不停地响,都是逼债的。这里说的“债”比较复杂,除了我们为了盖房子而借的5000万日元之外,还有父亲公司的负债。由于我爸爸负责财务,公司一切财务由他来负责,那么,公司起步之初的几亿元贷款,也以爸爸的名义借。现在看来,爸爸被一块儿开创事业的那几个人欺骗了,实际上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关键在这里。若只有我们家借的5000万,或许并没什么可怕。银行委托的黑道追债人真正要追究的是父亲公司借的大额贷款,母亲、我、弟弟、妹妹全家都受到牵累。不过,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参与的事情,就应该无条件和父亲站在一起,全力支持他,不抱怨,不放弃。

我初二到高三的四年间,加藤家一共搬了20次家。四年搬20次家,年均五次,等于在一个地方住不到三个月,可不是正常人的生活状态,对,我们过的就是不正常的生活。弟弟妹妹年纪虽然小,也都明白自己的处境,家庭遭受的磨难让我们都早熟,从小就知道了什么是艰辛、什么是社会的真相。

有一天,我把父母叫上,三个人开了个小会。主题是未来生活上的分工。我说:“从最近催债的电话不停地响等情况看,这个地址被他们发现也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当然没钱还债,暂时只能拖下去,而如果你们不打工,一家五口人是没饭吃的,你们集中赚钱,解决谋生问题,那些黑道就由我来处理。以后,原则上打到家里的所有电话都由我来接,门也我来开,你们千万不要接,也不要让弟弟和妹妹接。一切都由我出面解决。”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2

记得听我说完这些话后父母的表情,那表情里充满无奈和愧疚。虽然他们不情愿,却也只能这样分工:父母来解决五口人的谋生问题,我来处理黑道问题。弟弟和妹妹两个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并尽可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对他们二人来说,压力绝对不算小,因为一年平均搬五次,其中一半是要换学校的。日本的公立小学、中学是严格按照行政区划来招生的。你到了不同的行政区域,就要上不同的学校。我上的是私立学校,就不受这一规定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我来负责处理一切与黑道有关的问题,一方面是出于作为长子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冲淡我对弟弟和妹妹抱有的愧疚感。当我跟他们俩通报小会的结果,妹妹勉强接受了,只是很担心我,而弟弟开始根本不接受,说他要和我一起来对付黑道。

我弟弟叫“喜芳(Kiyoshi)”,1985111日出生。他在我们三兄妹中是公认的“另类”,不仅别人这么看,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他个子矮,只有米,跟妹妹差不多高,他说话不多,性格内向,不善于和外界沟通,而喜欢一个人做事。但我知道,他是意志特别坚强的人,体育方面的表现,很多时候都比我优秀。他曾经从事过棒球和田径,都是国家级的水平。说实话,后来我放弃运动员生涯,转到学业上面,也跟弟弟的存在有关。兄弟分工嘛,我主攻学业,弟弟主攻体育,我就是这样给自己找“借口”的。至今,放弃运动员生涯是我人生中唯一的遗憾,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一定不会再选择放弃。

这里给大家讲一件关于弟弟的故事。我上初三、弟弟上初二那年的春天,在一个星期日,我们同时参加一场1500米的比赛,父亲在操场里观战。结果我取得第一名,弟弟第二名,他成绩也不错,410秒。但弟弟对成绩不满意,他心里最不能接受输给哥哥,比赛结束后,他一直坐在椅子上,脸上充满失落感。我和爸爸逼着他回家,运动场离家有20公里左右,我们骑脚踏车,爸爸骑摩托车。到了停车场,开锁之后,弟弟突然把自行车抬起来放在自己肩膀上,我问:“你怎么了?”弟弟回答说:“我就这样回家,惩罚一下自己,这样以后绝对不输给你了。”

爸爸大笑,他很喜欢弟弟这样倔强的性格,就没有阻止他,我很不放心,时间已经傍晚5点多了,他要多久才能回到家呢?但同时也知道,我是劝不动弟弟的,于是干脆放弃劝说,跟爸爸先回去了。

弟弟是第二天早上5点多才回到家的,记得那天正好报纸停刊。见到他的时候,我和爸爸很自然地跟他说:“怎么样,累了吧?”弟弟却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这么一点路,谁累啊……”吃完早饭,他跟平时一样对母亲说:“我吃完了,谢谢妈妈,我去上学了。”

这就是我的弟弟。

相比之下,我的毅力绝对不如他。

爸爸很喜欢弟弟,在加藤家里,他们俩是一帮,我和母亲是一帮,妹妹好像总是保持中立的位置,很有意思吧?妹妹毕竟是家中唯一的女孩,所以很受父亲喜爱,但同时,她跟母亲的关系也不赖,看来,还是妹妹最聪明,最成熟。

除了具有顽强的毅力之外,弟弟还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优点——善良。他在任何场合都能非常友好地对待任何人,总是首先为他人考虑,自己的事情总是放到最后去做。母亲生病的时候,立刻出去买药,向医生描述母亲病状,鞠躬请求医生的是弟弟;父亲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主动骑车去买几瓶啤酒和几包烟送给爸爸,陪他聊天的是弟弟;我有困难的时候,很自然地伸出手,叫我一起去跑步,跑完请我喝饮料的是弟弟;妹妹被同学欺负的时候,跟她班主任商量,请求尽量保护妹妹使她免受欺负(因为当时经常搬家,换学校,妹妹容易受到一些孩子的排斥和欺负),拉着妹妹的手回家的,也是弟弟。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3

弟弟后来跟我上了同一所高中——山梨学院大学附属高中,也参加了校运动队。我高二,他高一那年的夏天,我们正准备夏天赴高原集训的时候,发现家里的钱不够了,两个人都去集训,两个星期怎么也需要30万日元(约合两万元人民币),严峻的形势决定了只能一个人去参加。我试图跟弟弟商量时,弟弟突然站起来跟我说:“哥哥,你去吧,我不喜欢那种集体的训练,不如一个人安静地跑步。那种训练方式更适合你,别想太多,你去吧。”弟弟的话不容商量,我无法拒绝,最后,我去参加集训,弟弟没参加,而是一个人在山里训练,他是怎么练的,后来也没告诉过我。夏天过去了,秋天到来后第一场校队内部比赛,记得是跑3000米。从高一到高三一共30个学生一起比赛,我得了第三名,还行,得第一名的竟然是高中一年级,唯一未参加集训的加藤喜芳——我的弟弟。这就是弟弟,在这样的场合,没有人能打得过他的。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毅力、耐力以及在关键时刻的爆发力,是我曾经接触过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里面最杰出的。

同时,他很内向,不爱说话,但他又是三兄妹里面最有礼貌,最低调和最谦逊的人。我这个人不行,爱突出自我,爱与众不同,总希望表现出自己比别人强,太不懂得谦虚和收敛。像弟弟那样真正的帅气(对,弟弟很帅,每年的情人节,我拿到的巧克力也不少,但从来都不如弟弟收到的多),我是做不到的。我知道,弟弟一直很羡慕我,觉得哥哥各方面很突出,很有色彩,事实是,我一直羡慕着弟弟,欣赏他做人的方式,做人的态度,甚至有点钦佩。只是弟弟可能并不知道而已。

关于我的弟弟喜芳和妹妹萌美,大概介绍完了。在这里我想告诉朋友们,我这个长子是在他们的支撑下长大的。他们给予我的信任对于我也是一种压力,面对他们的信任和期待,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也只好坚持到底,尽可能做得像个长子的样子。否则说不过去,也站不住脚,也很没有面子。如今弟弟已经开始工作了,作为出色的营养管理师,他负责医院、体校等多个机构的营养管理。妹妹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发自内心地为他们感到骄傲,是的,他们永远是我的骄傲。

话题再回到应对逼债者这件事上来。

过了几天,讨债的黑道来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问:“你爸在不在?”

我说:“不在,他忙着工作,他也不住在这里。”

忽然间,有条腿冲着我的肚子踢过来了:“你这小子他妈的骗我,快说真话!”

我说:“真的不在啊,我骗你干吗?”

“你跟你爸说一下,再不还债,就会有大麻烦了,明白吗小子?!”

那天晚上,爸爸真的是不在家的。他除了白天协调很不顺利的新业务之外,早上要送报纸,晚上还要到道路工程现场做类似调度的工作,过了十二点才回家。母亲也差不多,每天早上7点半出发,晚上10点多才回家。我们家当时就是这样辛苦地勉强维持生计的。我后来跟父母汇报说黑道的人来了,他们担心我有没有受伤害,我说:“没什么,他们不会对小孩子怎么着的。”但母亲建议还是离开这里,过了几天,我们就又搬离了那个家,搬到了十多公里外,房租是每月六万日元,稍微便宜了点,条件当然也差了点,房子比以前小,三间小房间加厨房、卫生间,没有大厅了。黑道是天才的讨债高手,新住地被他们发现只是时间问题。但我为了维护家庭成员的安全和正常生活,是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住在哪里的,一旦被发现就麻烦了。我在思考,最有效避开他们的办法是什么。我尝试了许多办法,最常用的一招是,故意给黑道打电话约时间,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见面,但却要装作离家很近似的,并向他们解释“爸爸正在外地赚钱,很快就可以还债了,请再等一等”什么的。我大概每两周主动见他们一次,给出各种借口让他们耐心等待。每次见面都彬彬有礼的,鞠躬,甚至跪下来,请求他们再等一等。有时候还从送报赚的钱里拿出两三万日元交给他们,作为利息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缓和他们的情绪。但那些坏蛋,每次一定一起上来打我,打我的脸、背、肚子,还有对长跑运动员来说最宝贵的双腿……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4

我从来不还手,还了手,就完了,我没资格还手。当时,我的身体到处都是伤疤,记得泡澡的时候特别痛,但只好忍着,至今为止有些伤疤还留着,也有永远消除不掉的,比如心理上的伤疤。我脖子上有块疤是被他们弄的,具体怎么弄的,我就不细说了,太残酷了,我不想把我那几个同胞人性中的丑陋和残忍暴露在中国读者朋友面前。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样面对黑道们有可能是不明智的,但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只能那样做,以保护弟弟和妹妹,让父母集中精力打工,以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存。

我跟黑道们“谈判”了将近三年,一直到高中三年级的秋天。黑道们不再追我们了,一方面是我负责翻译工作的企业的老板很同情我,帮我想办法,联系在日本很有威信的地方势力,给那帮人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一直相信新公司能够时来运转,一定能还清债务的父亲终于对现实妥协了——正式宣布破产,那样可以不还债,只是接下来的事业和生活都要受到各种限制。

逃债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感到有些不对劲儿,甚至有些不适应看不见黑道的日子。当然,可以抱着平常心过好每一天了,这让我们全家人从前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只是难以忘记父母每次看到我脸上伤疤时的表情,那种心疼,那种愧疚。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用眼神告诉他们:“我没事,真的没事,你们好好打工,这一难关,一定能过去。”在那段时间,我的努力,我的坚持,我的执著,实话实说,都是为了复仇。我当时非常恨这个社会,觉得太不公平,太不人道,也多次思考过为什么只有我们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过得这么苦。一边挨打,一边痛恨,一边倒下,一边沉思……向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复仇,在那几年时间里一直是让我挺下来的最大动力。现在,虽然一切都慢慢好起来,但要完全清理掉心底的阴影,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有时,我跟母亲还会回望那些逃债的日子。记得姥姥经常劝告母亲跟父亲离婚,可以理解,自己的女儿过着那么辛苦的日子,任何母亲都会心中不忍的。但我的母亲坚持下来了,因为有三个孩子,她觉得离婚对孩子不好。我很佩服母亲的坚韧,也非常感激母亲为了我们所付出的牺牲。我曾半开玩笑地跟她说,“其实,我还是很珍惜那段日子的,那么小就有了那么苦的经历,以后无论再遇到什么都不会感到苦的,你说这是不是伟大的精神财富?而且,跟那些黑道的谈判过程真让我坚强了很多,应该积极看待那段日子。”母亲照例回应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了。”

结束本章之前,再来说说我父亲的事业为何未成功。如前所述,我爸爸的新事业就是从矿山挖沙子、运沙子、卖沙子。事情说起来非常简单,挖掘的技术都具备,客户也落实好了,但在运输环节上出了问题。运沙子是个大工程,载重汽车轰鸣,当地人害怕生活受到影响,更大的难题是,当地居民并不同意父亲他们搞那样的开采,于是就向当地政府施压,政府的官员就始终不给出具正式的许可证。理所当然,领导是居民选出来的,居民反对,领导怎么可能违逆居民的意愿呢?父亲们为说服当地居民和领导,到处跑关系,但最终无济于事。这点恐怕跟中国不同,据我所知,中国的公共设施建设也好,开发自然资源也好,实质上没那么复杂,但日本毕竟和中国不一样啊!

用个不太恰当的说法,困扰父亲公司及加藤家生活的恰恰是日本的*。当然,我写这些不是要否定*,如果*能够制衡公权力,给整个社会提供监督机制这一公共产品,其好处当然是不用多说的。我详细地介绍我们家的遭遇,只是想用亲身经历说明,有的时候,*未必不会伤害到无辜的人。

离别祖国(1

高二那年的冬天,在古都京都举行的“全国高中生接力赛跑大赛”结束后,我就退役了。从初二冬天开始,我的状态就一直不太好,想突破却一直无法找到突破点。我属于实验班,同时参加校队,来自班主任和教练的压力也不小(二者的价值观念截然相反,水火不容)。学习成绩下滑了,教练就立刻站起来说“你还是应该搞体育”;田径成绩下滑了,班主任就会不失时机地告诫“你还是应该集中学习”。我始终在中间被夹着,被撕扯着,有点无所适从,又无法说服他们任何一方。我做的事情不是一个,我也不想只做一件事,既然做着两件、三件,那么要完美无缺地兼顾是不现实的,只好尽可能保持平衡、兼顾几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丰富自己,按我理解,这就是人生。不要指望每个人都能理解你。

不仅感觉状态不对,我的身体本身也已经快撑不住了。每天早上3点钟起来,送报纸,骑15公里的自行车上学,从8点半上到17点半,放学后马上骑五公里的车到田径场,训练两个小时,结束后再骑15公里的车,回到家大概21点半了。吃饭,做功课,紧赶慢赶,就到24点了,抓紧睡觉,第二天3点钟起床……还要时时刻刻面临来自黑道的压力……

这不是一个普通中学生应该过的日子,可我就这样过了若干年。17岁冬天的时候,身体、精神的承受力都已达到了极限,快要走到崩溃的边缘。我越来越害怕这样做下去、过下去,学习和训练最终都只好半途而废(日文叫“中途半端”),即学习成绩也好不到哪去,无法靠脑子考上好大学,跑步成绩也好不到哪去,无法靠双腿跑进好大学,最终遭受打击的是我的家庭。作为一家勉强度日的家庭的长子,我是绝对绝对不能半途而废的,两边都抓好是最理想的,但从那时我的状态来看,要两全已不可能,我就只好放弃一个,好好抓住一个。

于是我放弃了专业运动员的道路。17岁退役给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至今依然没有消除掉。

放弃了田径后,我就像疯子一样,抱着一种“报复”般的心态,开始凶猛地学习。无论过年、过生日,没有什么能打扰我,我彻底进入了学习状态。就这样玩命般地学了三个月,我的模拟考试成绩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从“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提升到山梨县“高考状元”的水平了。对于我的“突变”,周围的老师和同学们吃惊得一塌糊涂。我却把这一转变视为顺理成章,毕竟放弃了田径啊,我全部的能量都集中投入到了学习上,成绩若不提高才不正常呢。在专注于学习的同时,我还是给自己保留了每天90分钟的慢跑时间,也是为了劳逸结合吧。这样,直到高考那一天,我的成绩一直保持了状元级的水平,跑步水平似乎也提高了,整个人的状态感觉完全调整过来了。高三冬天的时候,我父亲的“破产宣告”也告了一段落,没必要应付那些黑道哥们儿了。

尽管学习紧张,每天凌晨的送报工作和为企业做翻译是一直坚持的。

到了 11月,离高考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天气越来越冷,随着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我忽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我这样学习下去,考大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除非发生意外,我应该可以考上任何想进的大学。但去了东京,需要多少钱?总不可能每天从山梨过去吧?东京是国际大都会,衣食住行什么的都很贵。初步估算一下,学费一年是50万日元,房租一个月6万日元;吃饭一天两千日元,交通一天500日元,一年就需要210万日元。我可以打工,但打工能满足所有费用吗?既然是学生,不可能天天打工而不上学吧?算来算去,每年可能需要让父母负担150万左右,这种情况下,还要去东京读书吗?

离别祖国(2

我是长子,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他们也需要完成学业,家里的钱够不够啊?我知道家里根本没有储蓄,虽然父亲申请破产,原则上已经用不着还债,但接下来的生活、工作等受到各种限制,能找到合适、合理的工作吗?母亲的年薪大概是200万日元(约13万人民币),父亲恐怕很难再找到正式的工作,只能拼命打几份工,满打满算,一年顶多能赚300万日元(20万人民币左右)。父母为我一个人的大学生活将付出全家收入的30%

从理论上来说,家中可能负担得起,而且,即使付出了,其他四个人也应该能够活下去。但弟弟恐怕将来就不能上大学了。我上的大学将是国立(国立大学的学费比私立便宜30%50%),弟弟上的大学将是私立(体育上有专长的大部分都是上私立大学),前者没有奖学金,后者有奖学金,但即使弟弟拿了奖学金,家庭承担的费用也将与我差不多,再者,在大学从事田径需要很多杂七杂八的经费,而且,作为专业运动员,弟弟恐怕也无法打工了,必须集中从事项目,那里有相应的严格“纪律”。如果我上了大学,弟弟也上了大学,恐怕家里80%以上的收入都将用在我们俩身上。其他三个人怎么活下去?他们要吃饭,要交房租,妹妹还要上学呢……

我在电车上闭了眼睛,站在父母的立场,沉思了一会,设想父母会这样想:“长子的成绩足够考上最好的大学,考上了,学好了,很可能强有力地开拓未来,儿子也有这个能力。我们好好赚钱,让儿子如愿进好大学,总有一天会苦尽甘来。”

当我睁开了眼睛,又转到了另一条思路:“我是他们的长子,有责任给全家带来未来。我还是应该去,说不去,父母肯定会很伤心的,他们是不会允许我自动放弃的。好,那我去,最后两个月好好准备一下,千万不能失败!”

虽然调整了状态,却无法摆脱心理上的阴影。我又自言自语起来:“为什么?什么让我这么犹豫、不对劲儿?对了,我从来没有跟父母谈过上学的问题,退役之后的自己似乎把上学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父母呢?他们现在是怎么想的?是把儿子上学视为天经地义的吗?”

我的心态一直处于矛盾中,眼看快过元旦了,过了元旦,就要面对高考了。在日本,每年11—3日要举行最重量级的接力跑比赛,我们家一向有着一边吃新年的年糕,一边观看比赛的习惯。可那三天,我们谁也没有碰我高考的话题,与以往一样,大家开开心心地看比赛,分析比赛,只是大家仿佛都有心事,感觉都有些不对劲儿,大家客客气气,好像故意要创造和谐气氛,一切无非都是为了我。直到高考那一天,记得是2003年的119日,大家最终也没有碰高考的话题。我的心态呢?也没有平静下来,仍未决定要不要去上学。靠,面对选择,真是件很让人困扰的事啊!

高考那一天下了大雪,当天,我还是3点钟起来,出门送报纸,路上摔了几次跤。吃完早饭,7点半动身,骑车去考场。考场就在高中的旁边,道路拥堵不堪,交通状况格外混乱,我又摔倒了几次。“唉,这是不是上帝的安排?老天是不是不想让我去考啊?要不,我不去了?”转念又想:这样不好吧?可去了考上了,难道还能不上吗?如果不上,还不如不考呢!要不要故意撞车受伤,作为不去参加考试的借口呢?

离别祖国(3

我越想越不明白,我甚至不想活了,故意去摔了一跤,裤子破了,腿流血了,雪和血,真是绝配啊,一红一白,二者掺在一起,看起来跟冰激凌一样。我已经思考不动了,就在心灰意冷打算放弃的瞬间,我突然听到了奶奶的声音:

“嘉一,你别这样,不能这样。一直努力了下来,不就为了这一天吗?爸爸和妈妈正在为你想办法,你要对得起他们。你不考了,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先别想那么多,全力以赴去考,奶奶看着你。”

眼泪不知不觉掉下来,控制不住了。忽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凭什么要活着,回想起那些艰苦的日子,为家庭的安全与生活而操心、担心、用心的日子,到底,我是谁……

扶起自行车,走了几十步,试图去忘记一切,我渐渐镇静了下来。看看手表,快到考试时间了,便使劲儿骑车,赶到了考场,开考时间已过了一刻钟,按规定,过了20分钟就不能参加考试了。我猛冲进考场,浑身是汗,我问考官:“还能参加考试吗?”考官犹豫了一下,磕磕巴巴地回答:“是,是,没问题的。”发现同学们看着我,我没理睬,按照准考证,找到座位,开始埋头答题。

第一场考英文,共90分钟,实际上我只有70分钟时间答题,没事,这是我最擅长的一门,离交卷时间还有20分钟时,我答完了。

日本的高考叫“全国统一考试”,一共考一天半,这种考试原则上为学生考国立和公立的大学而准备的,报私立大学原则上不用参加高考,直接考各所大学准备的考试即可(东京大学是国立大学,早稻田大学是私立大学,国立和私立哪个更好,很难说,只能根据每一考生的需求和条件而定,也根据具体的学校而定)。对于我们考国立大学的考生来说,高考只不过是第一关,过了第一关,还要面对每一所大学独立举行的第二轮考试,这才是真正的难关,第一轮只是个热身而已。虽然我第一门考试时迟到,但我高考成绩还不错,在这里,独家透露一下我的高考成绩:

满分800分:语文200分、数学200分、英文200分、生物/化学/物理100分(选一门)、日本史/世界史/地理100分(选一门)

我的总分为769分:语文180分、数学200分、英文198分、生物91分、世界史100

我语文失分最多,失在哪里呢?告诉你,是汉字。

在语文考试当中,汉字占的分值为20分,我的语文成绩为180分,被扣的20分全丢在汉字上,也就是说,所有汉字题全做错了。后来我选择到中国留学,周围老师和同学们都吓了一跳:“加藤不是那个汉字最差的小伙子吗?怎么去中国了?中国语不是全用汉字表达的吗?”

由大学组织的第二轮考试也顺利过关了,我“中”了,哪一所大学,我就不说了,反正是东京一所很有名的大学。

我对考试的看法是,应考本身是个技巧,好好准备,谁都有机会过关。“会考试”绝对不等于有本事、有能力,千万不要误会了。文凭不等于文化。大学考试只不过是国家体制的需要而已,不一定等同于你的能力,也和你的人生追求不一定吻合。不过,不管怎么说,它说明了我认真度过了那段复习和考试的时间,我的心里感到踏实了,我没有虚度时光,对我来说,足够了。还是要感谢奶奶,在我即将崩溃的时候,是她老人家伸出手,挽救了我。没有奶奶那一声,我应该是放弃了考试的。

离别祖国(4

最后我选择不去上学,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上大学,而是在辛辛苦苦过日子的父母和一对弟妹面前,我的心事很重。其实,在听到奶奶那一声鼓励去参加考试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已经决定,我可以去考试,但我不会真的去读的,这样,我的心才镇静了下来。应考是为了让自己接受过去,更是为了让自己走出现实,面向未来。

考完后,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我已经开始准备寻找其他出路,能够不让家庭增加负担,又能让我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挑战自己,开拓自己的一举两得之路。

我决定出国!我从小就渴望出国嘛。问题是,去哪里?去欧美不现实,我家没钱,这些高消费的国家自然而然就不在我的选择范围内。

我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呢?首先,日本文化本来就跟中国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且两个国家一衣带水。15岁那年去澳大利亚之后,曾经想过未来一定要尽早走出国门,而且尽量去大国。中国在日本人看来是仰慕中的,想象中的,名副其实的大国(别说什么反华主义,大多数日本人其实在内心里非常敬重中国,对中国抱着格外特殊的情结)。日本曾向中国朝贡过,也曾经侵略过中国。从漫长的历史角度来看,两国关系不一般,很密切,就像我和弟弟那样真正的“兄弟”关系。那个时候,北京已经申奥成功,在我的设想中,北京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中日关系也曾因教科书等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变革中的大环境应该能够让我看到许多现实的东西。“环境改变人”,把自己放到那个空间,从中应该能找到了解中国的钥匙,同时找到自己人生与事业的坐标。当然,最关键的理由是,中国的物价比日本便宜。

我决定去中国,在完成相关的手续之后我跟父母解释说,我在中国找到了非常好的机会,我去中国发展(当然,那个时候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把握),就不在日本上学了。父母只是说一句“不要后悔,注意身体,好好生活”,算是间接同意了我的选择。

2003年春天,我从日本成田机场飞往北京。当天,父母、弟弟、妹妹都来机场送我。在车上,大家保持平常心,聊聊天,到了机场发现我的行李超重了,爸爸和弟弟沉默着把几个行李邮寄到北京。我跟他们说再见,他们也各自表示心意,让我好好照顾自己。母亲把一封信递给我,我说:“谢谢母亲,你好好注意身体,不要太拼命。”

没有人民币、没有中文基础、没有朋友,真正的“三无状态”,但带了父亲、母亲、弟弟、妹妹给我的信心、耐心和决心。

上了飞机,打开母亲给我的信。

那是很长的一封信。她在信里回顾了我们的过去,讲解我小时候的故事,我成长的历史,说:“作为母亲,我早就知道你将来一定是做大事的人,我为你骄傲,加油!”长信的最后写着“对不起。”读到这里,我的眼泪流了下来。闭着眼睛,以心传心,向母亲发自内心地传达了我的爱与感激:“谢谢你,妈妈你才是伟大的母亲,我为有你而感到骄傲……”来北京的第一天0来北京的第一天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了。那时候还没有巨大的T3楼,只有T1 T2,但我不记得是哪一个航站楼了,坐的是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那是我平生第二次坐飞机(第一次是去澳大利亚),很紧张,脑子里装满胡思乱想:“我的行李有没有跟着飞机一起来呢?会不会被别人偷走啊?出了机场,我该怎么去目的地呢?”

离别祖国(5

那时候,我就跟傻瓜没什么两样,下了飞机也不知道往哪里走,只好随大流,我又没有任何中文基础,所以也不能开口说话。到了拿行李的地方,先等着吧,我托运了两个大箱子,应该能找到。

等着,等着,等了十分钟,还不来!我从小性格急躁,越等待越不安。毕竟才18岁,毕竟第一次一个人到异国他乡,不可能不紧张,不可能不担心,不可能不迷茫。现在我还明显记得,当时在等行李时,我忽然特别想回国,想家,想家人。我在飞机上满满的信心和决心,落了地却飞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其他出国留学者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上次出国是15岁的时候,实际上是初中的毕业旅行,有老师可以照顾我们,我的英文也不错,有当地Host Family热情、温馨的接待,沟通大致不成问题,而此次北京行感觉却大不相同。

在日本,“毕业旅行”很流行。从小学开始,到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都流行“毕业之旅”。日本的小孩子平时所遭受的压力也够大,于是学校和家长都乐于让孩子们趁毕业旅行释放情绪,顺便参观本国的名胜古迹,了解海外的先进文化,既陶冶了性情,又开阔了视野。我很欣赏日本的“毕业旅行”文化。去任何一个地方,住任何一个酒店,都是跟同学们在一起,既增强团队精神,又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大家在一起留下共同的美好回忆。日本人的团队精神是根深蒂固、无处不在、意味深长的,从小到大,从家庭到企业,都注意团队精神的培养,我稍稍有点例外,但这在日本往往是被排斥的,见笑了。

我到中国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无意识当中面对着、遵从着的日本式团队精神是很有道理的,它可以对整个社会的稳定、秩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些有形无形、有意识无意识、表现各式各样的团队精神,在日本随处可以感受到,但我来中国后,却不怎么看得到。中国人,从小学到大学,从农民到官员,都似乎在各忙各的,盛行个人主义或实用主义,个人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个人之外的事能装糊涂就装糊涂,有时装着“我为你好”,实际上是实现个人利益的谋略。我见到的很多中国人,彼此之间相互警惕,谁都不相信谁,盲目、浮躁、迷茫。当然,偌大的国家处于发展的高峰期,转型、过渡、磨合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公众中出现某种迷失感,陷入功利主义,都是并不难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想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近年来易中天、于丹等人的走红,和这种社会需求密切相关。只是,这种复古的效果对人心的影响似乎并不怎么显著,那些商业化和带有政治目的的宣传方式,成了那些精英人物和背后操作者赚钱的手段,那些浮躁猎奇、急功近利的年轻读者们能从中真正学到多少东西,有多少东西会真正溶入到血液里去,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众多有文化的年轻人,整天最关心的是出国、赚钱,看到的只有眼前的、实际的利益,那些悠久的历史和绵长的思想仅流于口头的谈资。依我看,当前中国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将一切都实用化,传统美德不再被当作行为准则,而是变得实用化、商业化和工具化。

小学六年期间,我们班的同学情况似乎都一样,没有人开高级车送小孩儿上学的,无论家境富还是穷,大家都以同样的标准和方式过日子,否则孩子之间心态、精神上的贫富之差会越来越大,后果不堪设想。每一所公立小学,根据学生来源地,分成一个一个片区,每一片区都有“上学队长”(一般都由最高年级的学生担任),每一个学期开学之前,片区队长叫上同片区的学生开会,父母当然不出席了。会议地点由每一社区的会所提供,由队长主持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商定集合时间和地点。一个地区大概30人左右,覆盖半径大约两公里。队长是从离学校最远的位置开始,一个一个地接学生。这样,每一个学生出门的时间就不一样,而且大家居住的地方很分散,没有什么规律,队长要兼顾到每一位学生,严格按照约定的时间去每个点接人,然后组织大家排一长队去学校。队长也好,其他成员也好,都不能迟到,如果一个人迟到了,耽误了时间,就打乱了随后的整体安排,一个人不守时,就可能造成大家受牵连而迟到。迟到了,在学校就会受惩罚,惩罚手段有很多种,最普通的就是放学后写反省文,较严重的是这一天要在教室的最后面站着上课,最悲惨的是承担未来一周的班级卫生。不管你是几年级,面临的惩罚都是一样的,所以,一般的学生都不敢冒这一风险,后果严重嘛,不如早点起床,按时到达集合地点,这样最省事,最安全啦。放学之后,也不是家长来接孩子,而是高年级生主动找住在附近的低年级生,拉着手一起回家。小学六年期间,从周一到周六,我们每天都是这样过日子,天长日久,就养成了习惯。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也好,做事严谨也好,守时也好,都是和从小的培养分不开的。

离别祖国(6

小学阶段的毕业旅行一般选择去京都、奈良,都是日本的古都,实际上也是通过这种旅行,加深对自己国家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初中毕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选择到海外去,即使在国内,也多选择去北海道、冲绳那样偏远的、较为特别的地方。我们学校初中就去了澳大利亚,高中是国内之行,具体内容是参观国内著名大学。记得是高二那年的春天,我们参观了名古屋大学、金泽大学、新潟大学、东北大学(当年鲁迅先生求学的大学)、筑波大学、千叶大学,最后参观了东京大学。每到一所大学,都由我们中学的校友负责接待,同学们根据各自的兴趣,分文理去参观实验室、研究所、教室和操场等。本来毫无趣味可言的参观行程,却变成了我认识世界、了解社会的大好机会。参观东京大学的时候,我突发奇想,希望毕业后能够来这里,在这所名牌大学里好好提升自己。现在回过头来想,我高二冬天下决心退役,除了那些受伤、实力不如弟弟、家庭条件等原因之外,这趟毕业旅行的影响,不能不说也是一条重要原因。

……

等了半天,终于看到我的行李了。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总算稍稍安定下来。来到外币兑换处,我拿着兼职做翻译挣的10万日元,全都换成了人民币。记得换了7000多块。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出去。好在所有牌子上都写着汉英双语,我的汉字水平差,但英文还能看得懂。我拉着重重的行李,到了打出租车的地方。

上了出租,我不知道怎么告诉司机,就拿出纸和笔,写了“北京大学”四个字。司机一看就明白了,“噢,北京大学蛮有名哦。”司机放着广播,音响里传出的声音和音乐,都是陌生的。车厢里臭臭的,也许这位司机有几天没洗澡了吧,加上他还旁若无人抽着烟呢。“中国的司机是可以在车内抽烟的啊。”看着周围陌生的风景,一切都是新鲜的:“路好宽呢,不停地超车,拐弯又拐弯,这些人是怎么开车的,技巧太牛了吧,中国没有交通规则吗?那些红灯明明亮着,司机和行人都好像根本没看呢……”

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反应就是惊讶:“噢,校园好大,绿色挺多的,蛮漂亮呢。”到了靠近西门的留学生宿舍“勺园”,记得是下午4点多,司机收了我120元。现在回想起,一定是多收了,从机场到北大,按现在的收费标准不过100元左右,现在的起步价是十元,每公里两元,而2003年时公里价只有一块二呢。

在北大,我一直住在勺园,直到今天,对勺园的感情已经根深蒂固,变成难以割舍了,我想这会是一辈子的感情了。

北大的勺园非常有名,在北大留学的外国学生都住在那里。我许多日本同胞,有在日本驻华使馆担任公使的,有在著名商社当部长的,有在著名大学当教授的,当初留学时都曾在勺园住过,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青春时光。跟那些老北大团聚时,聊天时一定提到勺园,说到勺园,一定有很多话说,言语间都流露出很深的感情。

勺园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我在勺园认识了很多牛人,有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公子”们,有驻华大使的女儿,首相的儿子,其他的显贵子弟不一而足。我也在勺园建立了许多宝贵的人脉,交了许多朋友。勺园对我来说,就是幼年时代向往过的“联合国”。无论我将来会到哪里,也无论我做什么,我都会珍惜住在勺园的时光,珍惜在这里结识的友人,并会永远为自己北大人的身份而骄傲。

离别祖国(7

我被安排在勺园一号楼,后来知道,1— 4号楼是最旧、最破的。每一层只有一个卫生间和洗澡处,每间房两个人合住,面积大概十多平方米,两张床,两张带着书架的桌子,几乎没有什么空地。许多有钱人住在6号楼到10号楼,那里条件好,很像酒店。但像我这样公费的人基本都住在1—4号楼,后来我了解到,从留学生的质量和水平看,住在1—4号楼里的人明显是占优势的。在这里,我结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牛津、剑桥、东京等世界名牌大学的交换生基本上都住在1—4号楼。勺园里的通用语言主要是汉语和英语,此外,韩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语、日语等也到处都能听到。

我的第一个同屋来自巴勒斯坦(后来是蒙古国防部干部的儿子和马来西亚的名作家),这个巴勒斯坦室友据说是阿拉法特的亲戚,牛逼吧?

刚到勺园的第一天晚上,室友不在,房间里很乱,几乎没有放行李的空间,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到楼下的食堂吃饭了。食堂空荡荡的,我点了两个菜,一碗米饭。那顿饭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米饭特别不好吃,也许因为我是从“大米大国”日本来的,对米饭本身比较挑剔,也许因为食堂的米饭的确不好吃。炒菜很油腻,不合我口味。从离开成田机场,到空中旅行,到下飞机,拿行李,打出租,到北大,收拾行李,一直都处于紧张不安当中,也没什么胃口,忽然又想念起祖国了。心中不免想:如果是在日本,米饭很好吃,菜也很清淡,还有父母和弟弟妹妹在旁边,什么问题都可以沟通,但我又突然意识到:“这里已不是日本,我是个背井离乡的游子了。”我劝自己:不要拿着日本的标准去看现实,要入乡随俗。

饭剩了很多。我离开食堂,回房间去。

天已经黑下来,到了房间,好不容易找到灯的开关,却发现灯不亮,我反复试了几次,结果都一样。屋子里黑漆漆的,心里开始紧张起来,晚上没有灯,该怎么办呢?我想到楼下去找传达室的叔叔帮忙,但我不会说中文,用写字的办法交流?传达室的叔叔会拒绝我吗?唉,真是出门万事难啊!

总算还好,传达室的叔叔很帮忙,帮我换了一盏灯。当看到满屋注满亮堂堂的灯光,心里顿时有了安顿的感觉。接着收拾东西,然后靠在床头看了几遍母亲给我的长信,眼泪不听话地流了下来。

这一天过得很漫长,这里是异国,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每一瞬间,做每一动作都处于神经相当绷紧的状态。到23点左右,才躺下来准备睡觉,被子有点味道,还有点潮湿,大概很长时间没有在阳光下面晒了吧。明天自己一定要拿出去晒一晒。心里想的事情很多,最主要的还是想家。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我理解这种难,主要还是心理适应方面的。睡不着,但我要强制自己睡着。这里已经不是日本,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在这里,只能靠自己,是你选择的道路,你要坚强,不能往回看,只能向前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慢慢儿地,我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起床,我发现枕头是湿的,哦,我在梦里又哭了,但心里已经踏实了很多,在全新的一天,我感到信心又抬起了头,我的精神状态不错,对新的生活,新的人生又跃跃欲试了。

从此开始,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

我来北京时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中文基础。来中国前,也没有去突击一下,一方面因为刚刚结束高考,又为办理各种手续而手忙脚乱,时间和精力上都顾不过来,另一方面是出于我对语言的认识上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坦率说,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应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我不是说汉学家,而是说大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和亲切感。这本身是好事,却也有利有弊。弊端在哪里呢?在于日本人往往会觉得,“我了解中国,学中文应该很简单,去中国应该很适应”,这是固定成见或者说是偏见,自以为有经验有基础。我也大受这种偏见的影响,因为根据这一心理逻辑,我自然得出了“我能很快学会中文”这一结论。

其实学中文并不这么简单。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是通过本国的教育和媒体来实现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国古代史、历朝历代的风云人物确实很了解,甚至可以说,在有些领域比中国人自己还了解,但这种了解是有局限的,是不全面的,总体说来,是对过去的中国了解比较多,而对开始走向现代化的现实中国,了解还是很有限的。

我也自以为是地想,与其在日本装着半瓶子醋的中文来中国,还不如一张白纸地来,到了中国一定会碰壁,碰了壁对自己的打击一定很大,那么在这种打击下,一定会有很强的危机感,也一定会激发出超常的能量,因此,我来北京之前一个字都没有背,带着彻底的一块白脑子,抱着对未来充满好奇的心态来到了中国。来到中国后的学习经历表明,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一个18岁的少年,能有这样的战略眼光,现在回望也觉得那时的加藤少年还真是挺聪明的,至少比现在具备直觉判断力。表扬一下。

由于我来北京的时候著名的“非典”已经发生,那段时间天天都是“非典”和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每天都会上网去了解北京“非典”的最新情况,也了解美国在伊拉克打得怎么样了,同时也思考,美国人的行动合理吗?符合道义吗?日本驻华使馆在官方网站上公开要求住在北京的日本人立刻回国,并声称继续居留在北京或许难免有生命的危险。我毫无犹豫地选择留下来。我从小就不大受这类官方指令的影响,人家也是走形式嘛,要规避责任嘛,我凭什么要被动地配合人家?我抓住主导权得了。我给家里打电话,跟父母商量,父亲说:“你千万不要回来!一是机票很贵,浪费钱;二是应该亲自经历一下‘非典’形势下的北京,这将成为人生中很宝贵的经验。”母亲有些担心,但我安慰她说:“没事,别担心。”我的第一判断跟父亲一样,能够亲历“非典”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经历,为何要避开呢?我病了,后果自负呗,人生本来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和突发性的嘛。我不怕什么。周围几乎所有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都回家了,中国人也尽量不外出,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我每天坚持在北大未名湖畔跑步,也不带什么口罩,就像北京根本没发生什么事情一样。

“非典”阴云笼罩北京后,北大的课程几乎都停了。记得当时流传一个消息,说经济学院教授的家人感染了,那位教授被隔离了,气氛十分紧张,但我的任务却始终不变,就是全力以赴学好中文。在那种大家集体处于恐惧和焦虑的情况下,我也做不了什么对外交往,除了参加一些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的老师部分开放的汉语课程,我基本都是自学汉语。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用半年时间把汉语提高到与中国人交流、讨论没问题的水平。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

来到北大后,直到7月,就是放暑假之前,我每天基本上是这样安排的——

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晨跑一个小时,回来洗澡,吃早餐,出去找卖冰棍儿的阿姨,跟她瞎聊,聊上大半天。中午回学校,一边吃饭一边翻字典,这段时间持续两个小时,然后再去不同的小卖部,跟阿姨们瞎聊,聊到下午5点钟说“再见”,回学校。回校后,找校内的保安朋友要一份当天别人看过的《人民日报》,顺便跟他聊一个小时,然后去食堂吃饭。回到宿舍大概7点钟,开始翻翻《人民日报》,也不查词典,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从头到尾翻一遍,大概了解上面说什么就可以了。11点把收音机拿出来,(那是在家乐福花80元钱买的,要插电线的,因为电池的要花电池费,因为住在北大宿舍,用多少电也没有限制,我就选了这种有电线的收音机),我带着耳机入睡,我把这叫做“睡眠学习”。别忘了,人在睡觉的时候,脑子是继续活动的。而且,据说“睡眠学习”能带来特殊的效果,我虽然不清楚它效果究竟如何,也从未看过什么有科学依据的研究成果,但带着耳机边听边睡起码有催眠功能吧。再说,耳朵上戴着耳机已经成为我来北京后的一个生活习惯,除了上课,我几乎所有时间都是戴着耳机听广播的。开始还觉得这样走路妨碍观察周围人的生活——这种观察对我了解中国街头文化很重要,尽管如此,最终我还是决定戴着耳机听广播,只要声音不开得太大,边听广播,边观察生活,感觉真的收获很多,什么都不耽搁,我就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中文上了。

曾经有许多人问过我学外语有什么“秘诀”。现在可以回答,我的答案是:没有任何秘诀,迷信秘诀的人不适合学语言。学语言就像马拉松一样,是漫长而需要耐心的旅程,所以,急功近利的人也不适合学语言。反过来讲,拥有自我,也就是习惯于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不大受外界的干扰,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人比较适合学语言。对于学语言来说,最好的教科书就是你的经验,你的探索欲,你的方法。按照常识,你的经验也好,探索欲也好,方法也好,能一夜之内形成吗?不可能,所以我说学语言需要耐心,需要积累,需要一步一步靠近你想象中的、理想中的自我。

我也从来不认为语言是靠“学习”而掌握的,而是靠“接触”而掌握的。“接触”一词,英文叫“contact”,我说的不是单方面的接触,而是多方面的接触(multi contacts)。语言是通过多方面的不断接触才能在自己心中扎下根来的。因此,看电影、电视剧、动漫,看书、看报、看杂志,聊天,旅游等等,都是学习语言的好途径。因此,我们面对陌生的外语,就需要坚持开放与好奇的心态,不要排除任何的机会。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经验”:跟学日语的中国学生互相学习语言;跟不会日语的中国大学生讨论时局;跟中文好一点的日本人说中文;跟中文水平马马虎虎的外国人用中文沟通;看中国电影、电视节目;看中国话剧;看与日本有关的中文书籍;看有图片的时尚杂志等等。尝试,在我脑子里就等于折腾,不折腾的人是不会找到答案也不会很快进步的。我每天跟自己折腾,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不够效率,那不够靠谱……最终摸索出了我学汉语初级阶段的四大支柱:与土生土长的老北京瞎聊、随便而放松地翻翻字典、不查词典阅读《人民日报》;随身带着收音机,听着广播入睡。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3

首先说说跟阿姨聊天。在普通话相对标准的北京生活,学汉语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要利用好这个条件,就应该尽量跟北京人多接触,但一定要跟普通的、只会中文(最好不识字)的老百姓接触,而今天的大学生基本都懂些英文,我跟他们沟通不畅时,他们就用英文给我解释。中国大学生说英文的积极性相当高,我无法控制他们不跟我说英文。而且,全球大学生所关注的话题都差不多,就是那些时事问题、就业问题、国际交流等,而我真正要了解的是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是尽可能原生态的、特别“土”的北京街头文化。要了解这种文化,选择那些在街头无所事事,以聊天为业的阿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选择女性没什么特别的理由,要说理由,大概因为自己比较容易亲近女性,而且女性说的普通话比男性说的浅显一些,好理解一些,也标准一些。当然,刚开始时对方会有一些抵触,“这个不会说中国话的老外,这个曾经侵略我们的日本鬼子的后代”。我还有几次被拒绝消费呢。但经常过去,发自内心地真诚地表示与她们交流的愿望,也不断买她们所经销的商品(主要以冰棍儿为主),我逐渐打入到她们中间。我跟无数个阿姨聊过天,有的还成为了很谈得来的好朋友。和她们聊天,最难找的就是话题,天天聊天,哪有那么多话好聊?我的词汇量又特别有限,就只好重复聊同一个话题了。开始,聊天是快乐的,但天天聊天,又聊着类似的话题,还是比较无聊,令人疲倦的。后来,阿姨们越来越看穿我找她们聊天是希望提高中文水平的,就照顾我的词汇量,有时慢慢说,有时另加解释,有时教我生词——她们是我学习中文的老师。没有她们的耐心和包容,我在初期阶段的进步不可能那么快。今天回想起来,我不知道她们都在哪里,在干什么,说实话,连她们的名字都忘了,但感谢之情依然装在我的心中,我衷心祝愿她们能够天天快乐,日子能够越过越好,我还要告诉她们:阿姨,我长大了。

其次说说翻字典。字典对学语言来说是最重要的工具,它是你的兄弟,你的伙伴,你的战友,必须随身带着,要不离不弃。这是我当初开始学习英语时候就确定的座右铭。我从来不用电子词典,那个用起来是方便,但真正做到刻骨铭心,还是要一页一页地翻,一个一个地查,在字典上留下自己学习的印记,留下的记号,所做的笔记,这一切让人感到亲切,在这样的使用过程中,字典逐步变成不可或缺的教科书了。而我对机器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感情。每当我翻字典时都准备纸和笔,边翻边写,一边看新的单词,一边发音,一边听自己的声音,一边做标记。这样,翻字典本身满足了语言学习的四大功能:听、说、读、写,可谓一举四得。对学语言来说,效率也是极为重要的。但别忘记,没有最高的效率,只有更高的效率,而且效率也不可能一夜之内得到提高,而是要通过不断的尝试慢慢儿折腾才能渐入佳境。而在字典上不断折腾,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我要像感谢陪我聊天的阿姨一样,感谢字典!

关于读《人民日报》。我当初每天在报亭买报纸,看了许多报纸,但每天买报,每个月算下来,是笔不小的开支,于是就想办法,读不花钱的报纸。后来发现学校的各个机关处室每天订阅《人民日报》,北大有许多机关处室,我就四处联系,后来跟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做保安的哥们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约定每天把大家看过的报纸偷偷地提供给我。这样,我就确保了免费获得报纸的“渠道”。每天下午5点我去保安哥们儿那里拿报纸,顺便聊聊天,也是一举两得啊。其实,找到合适的聊天对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是要不断折腾,才能找到理想的落脚点。那位保安哥们儿就是相当不错的聊友,我们很能谈得来。感谢他对我的照顾!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4

虽然不少人不太爱看《人民日报》,他们更倾心于专业性更强、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报纸,但我总觉得,对于我这样学习汉语的人来讲,《人民日报》还是蛮有意义的一份读物。一是其文字的严格和精确。《人民日报》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报,所有文字都是经过严格推敲过的,基本上不存在文法上的错误,非常规范,让我从中学到了中文的基本结构、语汇和语法。二是其内容的权威性。因为它是一份名副其实的党报,其功能就是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那么,我阅读它等于了解了一个时期中国的中心工作及国家发生的各种大事。刚开始觉得有些枯燥,但后来越阅读越感到有趣,文字表达的一点点变化往往就能反映出国家政治气候上的变化,或者说,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都能从这份报纸上找到端倪。从这份报纸上,我学会了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即尽可能不去牵动人们“政治正确”这根神经。其实,我后来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课堂上修学了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等政治课,绝大多数中国同学已经学惯了这些课,不大提得起精神,我却充满了新鲜感,充满兴趣和好奇,毕竟这些课也是了解中国政治与教育的关系,了解中国社会主导思想与青年关系的绝佳机会嘛。实话实说,我在所有课程里最重视的就是三门政治课,并从中受益匪浅。

再说说戴着耳机听广播。就学语言的意义上说,电视和广播之争,谁胜谁负,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在大多数人看来,看电视有声音,有画面,二者兼具,似乎效果更胜一筹,有视觉效果,再加上字幕,对于知道一点点汉字的日本人,更容易懂得一些。但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错估自己的实力。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听广播。听广播纯粹是靠两个耳朵去听,这对锻炼听力来说是更有效果的。在这里,想再强调一句,对于学语言来说,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更好的方法,不同的人群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比如,对于欧美人来说,可能用电视更合适,理由有二,一是他们本来不懂汉字,有没有字母就无所谓了;二是欧美人的耐心和刻苦程度没有日本人强,长时间听广播是很无聊的,欧美人恐怕受不了,相对来说,快快乐乐地看电视,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我听广播,强化了耳朵的敏感度,学会了从总体上了解对方说什么,虽然不一定能弄清每一个词汇的意思,但可以大致理解整个一段话的意思。对于听力培养而言,理解整个句子比追究单个的词更加重要。我是“移动率”很高的人,喜欢到处乱跑,收音机便于携带,也比较适合我的生活习惯。“睡眠学习”法也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在采取这一方法三个月左右时,突然发现自己做梦都是中文版的,也就是说,我已经给自己灌输了中文版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结构,这一转折,大大促进了我听说中文的能力。

学习语言不是靠金钱堆积出来的。我用以上四种方法学习中文,一共用了多少钱?可以算得出来:跟阿姨聊天是免费的,我买过他们卖的冰棍儿等,但从来不交学费;字典是300块钱左右,这300块钱买下的是永久的工具,不仅是现在才能使用,从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来看,利用字典还是比较合算的;阅读《人民日报》也是免费的;听收音机有开支,但我买的两台收音机,一共才花了100多块,我用了两年多。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5

学习语言需要节约精神,要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种工具,每一个人物,每一次机会。指望靠金钱堆积的人是不适合学语言的。北大的“小联合国”0北大的“小联合国”

——勺园的那些事儿

2008518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说,5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5191428分起,全国人民为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者默哀三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轮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这三天时间里,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这是特别的日子,大地震在中国引起的巨大悲痛,让我感到震撼。

之前的15日(周五)晚上,我跟北大的几位留学生骨干在当时大家都公认的北大外国留学生代表、来自非洲贝宁的吉尤姆的房间会面,商量我们驻华老外能为汶川灾区做点什么事。虽然我们不是中国人,但毕竟是在中国境内读书、生活的居民,中国的朋友遇到灾难,我们觉得有义务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受灾者。在中国文化中,这叫仁爱,用西方的说法,这叫人道主义。商量的结果,我们决定动员北大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举行抗震救灾募捐活动。16日(周六)立马开始准备,分头到学校的宿舍、食堂、教室等地方贴倡议书,向周围的同学以及住在著名的北大外国留学生宿舍——勺园的留学生发出倡议,让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我们用两天的时间调动了所有能调动的人际资源,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由我们自发推出的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暨港澳台学生抗震救灾募捐活动得到了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的支持,也得到了北京大学韩国留学生会、非洲留学生会、台湾研究会、新加坡学生联合会、越南留学生会、香港文化会、澳门文化交流协会以及日本留学生会的协助。19日至21日的800—1800,募捐活动在北大外国留学生宿舍勺园二号楼门口举行,募捐开始前,我们集体为地震遇难者进行哀悼。

在那段时间,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留学生都在忙于毕业论文、考试和求职等事情,但在大地震造成的灾难面前,大家都放下手头的一切急务,全力以赴投入到公益活动中。作为募捐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我感谢所有参与者的努力和奉献,我很欣慰我们一起展现了北大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的凝聚力和人道情怀。

除了组织活动之外,我还有一项“特务”——特别任务,就是展开公关工作,因为我是在北大外国留学生里面最具备媒体资源的人选之一。这项特殊工作,我只跟吉尤姆一个人作了“汇报”。

这里我要稍微介绍一下吉尤姆这个人。吉尤姆是我2003 年春天来到勺园之后第一个认识的朋友、我的邻居。他的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国际关系学院读的。对于我来说,他既是我在勺园的邻居,也是国关学院的师兄,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我在华留学、生活当中的最佳朋友和人生成长过程中的导师。

记得2003年“非典”期间,我每天都到吉尤姆房间聊天,刚开始我不能说中文,就用英文交流(他的母语是法语)。但他担心那样沟通下去我的中文无法得到提高,就有意主动跟我讲中文,时时刻刻指导我的中文,偶尔也用英文和我谈论一些国际问题、中国政治、人生规划等方面的话题。作为有着十多年在华生活经验的兄长辈的人物,他经常跟我说:“Yoshi(我的英文外号),你不要着急,学中文,了解中国都要慢慢来,这样才能做到扎实。”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6

“扎实”是吉尤姆对我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在他看来,我这个年轻人(刚来中国时我才18岁)容易急功近利,不懂得“欲速则不达”。他比我大15岁,经历过政府、外交工作的吉尤姆对我的在华成长无疑起到了独一无二、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我们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不管是在学校内的学习还是校外的活动,我每做完一件事,总会想到去离我房间(二号楼三层)15秒左右路程远的吉尤姆的房间(三号楼三层)跟他说说。他每次都会很迅速、很客观地对我所做的事情进行评估和分析。

吉尤姆曾经带我去贝宁驻华大使馆会见贝宁最高领导人和驻华大使,让我在中国了解到非洲的传统、饮食、风俗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我所经历的那些场面让我深切地感觉到北京是个国际化的舞台。

吉尤姆20097月结束了在北京大学的留学生活。记得,他回国的那一天,天气很炎热。北大留学生办公室的领导,非洲留学生会的所有学生,还有我,一起到勺园三号楼门口送他。他跟每一个人打招呼,简单聊几句,最后轮到我,我们俩互相看着,自然地拥抱了十秒钟左右……我回想了六年期间发生的许多故事。没想到在中国如此深地影响我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影响我的人生哲学、生活态度的人竟然是个来自非洲的兄弟。分别在即,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我的眼泪刷地流下来,千言万语,不知该怎么表达,我只对他说了句:“你保重,我会好好的……”

与吉尤姆的离别意味着我的悲伤,还有,我的成长。

2008523日,凤凰网资讯频道上出现了一篇标题为“来自100余国家的北大留学生踊跃捐款”的独家报道,那篇报道却没有注明作者名字:

521日下午6时,北京大学勺园。为期三天的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暨港澳台学生抗震救灾募捐活动圆满结束。此次活动是自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一直牵挂着灾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的在华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的自发性活动。本活动也得到了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办公室、韩国留学生会、非洲留学生会、台湾研究会、新加坡学生联合会、越南留学生会、香港文化会、澳门文化交流协会以及日本留学生会的积极协助。他们募集的元人民币救灾款,已通过学校全部捐献给四川灾区。

……

募捐活动得到了北大众多国家学生和老师的积极响应,在勺园、俄文楼等留学生学习生活的集中区域设立的捐款箱,全天都有中外学生志愿者值班,他们积极地向同学们进行宣传,号召为灾区的人民奉献自己的爱心。在募捐桌子上写着“献出您的爱”。不论金额多少,志愿者们都给每位捐款者佩戴精心准备的绿丝带,并诚挚地对他们表示感谢。许多师生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积极参与捐款,并签名祝福,现场涌动着一片融融真情。

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表示:“虽然我们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本次活动体现着我们对灾区民众的一片心意。希望中国的朋友们能够理解我们的心情,面对大地震,我们同样痛心、难过。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传达到该传达的地方。”

天灾无国界,仁爱更无国界。

首次披露一下,这篇报道是我写的,并利用在凤凰网上的特殊渠道直接传送到总编室,并特别关照以匿名的方式报道出去,后来的反响还不错。另外,我还征求北大校领导的意见,“能否让CCTV采访我们的募捐活动?”得到领导认可之后,我给央视著名栏目“焦点访谈”的记者发短信:“北大外国留学生正在展开自发性质的募捐活动,你能否到北大勺园门口采访活动?我可以安排,提供便利。”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7

那位记者因为另有采访任务,就把同一栏目组的一名美女记者和摄影师派到现场,拍摄了募捐场面,并采访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位组织者和捐款者。我的意图基本实现了,平时跟那么多媒体打交道,积累的资源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除了凤凰网和央视之外,北大自己的媒体也进行了跟踪报道。

518日,我也在自己的博客上为募捐活动做了一点点 “广告”,也谈及了大地震发生后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感情互动产生的积极迹象:

这几天忙于写毕业论文,我马上要从北大毕业了。为了顺利结业,做好毕业论文是必经之路。我会努力完成,如果有机会也希望能够让它面世。

距四川大地震发生已经大约140个小时了,胡主席还在灾区指挥救灾工作,外国救援队也在现场与中方合作,尽力去抢救宝贵的生命。希望更多的生命能够得到挽救,也希望灾区灾民能够早日恢复原来的生活。据说,捐赠总额已达亿元人民币。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全球村民都很关心灾区的情况,我认为,虽然这是一场灾难,但如果能够引起全球人民的关怀,唤起人类的爱心和团结的力量,共同迈向和平与发展之路,那么,这也是值得珍惜的精神财富,很有意义。

周一到周三早上8点到晚上6点,我将参与动员北大5000名外国留学生举办“北大留学生暨港澳台学生抗震捐款活动”。地点是北大外国留学生宿舍勺园2号楼门口,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推动捐款活动。希望所有生活在北大的外国人超越国界,全力以赴,去展现我们的诚意,去发出我们爱的声音。

最近,我经常收到中国朋友的短信,朋友们很感谢日本政府向地震灾区派遣救援队。在网上,经常能看到感谢的言论,其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意料。其实,我在前一阵《中国为何优先接收日本救援人员?》一文里也提到,中方接受日本救援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都是亚洲人,如果中国的朋友们遭到困难,那么基于人道主义,从仁爱的角度出发,尽最大的努力和诚意去提供帮助是应该的事情。不过,收到中国朋友们积极的信息还是特别令人高兴的事情。我不能代表日本,但大家通过我表达向日本国的感谢。说实话,我心里有些复杂,因为中日关系充满情绪化、脆弱性的时候,比如2005年,我经常受到中国朋友指责,原因是日本首相不尊重历史,我受指责是因为我是日本人,因为我是跟那些政治家同一个国籍的人。这次许多当时指责我的朋友,通过我这个人向日本政府表示感谢……

希望中日两国通过这次的合作能够巩固合作关系,建立信任基础。无论是在国内、双边还是全球问题上,都能够建立互相关怀、尊重、理解、信任的关系。这才是成熟的关系。四川大地震有可能给中日关系带来某种契机。

我精心策划的 “特殊工作”,取得了还算成功的结果。

下面我想多花些笔墨来谈谈勺园。

我们的宿舍勺园简直是个“小联合国”,它由一到九号楼组成。五到九号楼是“新”而“贵”的,除了留学生宿舍功能之外,它们还起着接待外宾的酒店作用,住一晚上需要200—300元,一般都是来自欧美、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自费学生住在那里,基本上是一人一间。一到四号楼则是简陋而相对便宜的,住一个晚上大概30元,一个月不到1000元,两个人住大概15 平米的小房间,宿舍管理方提供一张床和一张带着书柜的桌子。每一个房间容纳着两张床和两张桌子,就几乎没有踩地的空间了,显得很小。许多来自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中东、拉丁美洲、朝鲜以及东南亚、东欧等国的公费生住在这些楼里,毕竟是拿着中国政府奖学金上学,不可能允许享受那么豪华的待遇。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8

肯定的是,一号楼到四号楼才是真正的勺园——小联合国。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牛逼”学生基本都住在这里,他们往往是有背景而又有前途的。我在勺园建立了对我影响深远的深厚人脉,交了很多朋友,其中包括某国首相的儿子、某国驻华大使的女儿、某国著名政治家的儿子、某国著名记者的老婆等等,这些都是留学北大获得的财富。

如果我记得不错,勺园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建造的,我许多曾在北大留学的日本长辈们——外务省高官、著名学者、著名商社老板、大银行总裁等——都是曾经住过勺园一号楼到四号楼的,有一批人目前常驻北京,作为公司管理层、领导层回到当年的留学地点——北京。我经常跟他们边吃饭边聊天,勺园则是不可或缺的切入点,因为,它是我们跨时代的共同的记忆,美好的记忆。我们都很感恩北大和勺园,把它视为我们的第二故乡,对它有着家园般的亲切感和绵长的情意。

虽然处在中国境内,但勺园这一小联合国也有外人不知道的小隐私的。如前所述,勺园的管理制度规定,必须是两人分享一间,否则房间数量远远不够。每年开学时期,许多留学北大的新生只能申请在勺园一到四号楼住。然而,它永远是供不应求的,因为北大太受欢迎了。为了缓解供求矛盾,北大已经在中关村地区建立了外国留学生和外国专家宿舍,似乎是公寓式的现代化建筑。但即使北大人也不太清楚究竟何时搬到那边去。由于勺园房间严重不足,包括日本学生在内的许多留学生被迫选择在校外,比如离清华大学、成府路很近的“韩国村”——五道口,寻求租房,大多是留学生一起合租,一个人每月大约分摊1000—1500元,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好在,那边的环境比勺园清洁、优美,缺点是要承受难以享受勺园特色的人脉和资源这一巨大代价罢了。

造成勺园住房供不应求的另类原因显得比较“黑道”,因为住在勺园多年的老勺园们,尤其韩国留学生刻意借用住在校外学生的姓名,在名义上两个人登记住宿,实际上是一个人独住。其实,这一现象早就被校方看破,成为所谓“公开的秘密”了。我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学生是用这一名义借用的方式一个人住,但粗粗估算一定不少。我也无法知道校方对此问题的真实态度和立场如何,是要“打黑”,经过精心的调查清理这一违规行为,还是默认而不予追究。我估计,校方很可能更倾向于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因为至今也没有看到管理方有什么行动,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勺园内部一些人奉行的潜规则,要去触动这些潜规则,校方会考虑值不值。毕竟利用这一方式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北大或老勺园,他们太了解北大了,校方如果下手整治,一定不可能风平浪静,校方一定会考虑,把潜规则转变成明规则。对管理方又有什么好处呢?众所周知,在中国办一件事,有时前者比后者还重要,还根深蒂固。勺园也有着同样的困扰。

根据200710月的统计,北京大学有本科学生14125人,硕士研究生11224人,博士研究生5442人。有来自80个国家的长期外国留学生2400多人,其中攻读学位的留学生1757人。北大已同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所高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9

即使一到四号楼收费相对较低,但其费用比中国学生的宿舍仍然昂贵得多,当然,这也是天经地义的。据我所知,中国学生目前四个人住一个房间,费用一年1000多元。

对我个人来说,北大基本可以满足生活所有方面的需求。美丽的未名湖给我提供了最佳跑步场所,它周围的空气比城市里面要好很多,早晨和傍晚的湖畔极为漂亮,令人心旷神怡。除了跑步,未名湖畔还适合做两件事:一个是看书,我有时候在未名湖畔看书度过一天的时光;另一个是谈恋爱。我每天在未名湖畔跑步时无一例外地都能看到恋人手拉手散步,有时他们亲吻、拥抱,深夜甚至有更深入、更过火的举动。

我当然不会这样,我一直认为在公共场合随便亲吻、拥抱是不文明的,顶多能接受拉拉手吧。我谈恋爱的经验不多,谈的对象从出生至今只有三个。未名湖也曾见证过我表白或被表白,我也曾在晚上跟师姐或师妹散散步、聊聊天。只是我从没有做出任何令人想到野蛮主义的事情。我只是喜欢跟异性聊天,这样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在交流中产生心灵的共鸣,激发出思想的火花。

在北大校园里,中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的关系有很微妙而复杂的一面。彼此之间交朋友也好、谈恋爱也好,刚开始似乎大多本着实用主义,即前者渴求通过与后者交流提高外语水平,培养国际视野;后者渴求通过与前者交流提高中文水平,以便于扎根中国。我认识的勺园“同胞”里面,有日本的、韩国的、印度的、美国的、法国的、南斯拉夫的、巴西的、奥地利的、瑞士的、赞比亚的……数不清的朋友曾跟中国同学谈过恋爱。他们刚开始还是很浪漫的,不乏中国女生到勺园做客聊天,恋人一起到距离不远的未名湖散步,吃完饭回到勺园,甚至留宿。

不过,勺园对中国女生来说绝不是容易进来的地方。因为,除了住在勺园的外国留学生之外,外人,尤其中国人进宿舍是需要登记并提交身份证的,管理方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控制。但大家都知道,这样做确实带来很大不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所谓办法无非就是下面几条:第一条,也是最常用的一条,是悄悄地让女生假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混进来,第二条是靠公关,跟看门儿的保安先生,叔叔阿姨搞好关系,甚至搞点感情投资,以此换取他们网开一面,让女朋友(我很少看到外国女生交中国男生,一般都是外国男生交中国女生)能顺利地进来,共同度过青春美好时光。中国女生到外国男生宿舍虽然不容易,但外国男生到中国女生的宿舍更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因为那里是四个人一间,男生很难混进去,而且外国人目标太大,如果被发现了也较麻烦。总的来说,在北大校园里所展开的跨国恋爱没那么简单,空间的限制是一个很令人困扰的问题。常常是,两个恋人在平时苦苦忍耐,到了假期一起出去旅游,好好解放一下。这是北大学生跨国恋爱的常见模式。

那么,恋人的某一方毕业或回国之后,双边关系走向何方呢?实际上有短命的,也有长寿的。但一般维持起来很困难。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留学生在北大完成学业后不会留在中国,而要回国工作。除非他的工作与中国关系非常密切,有机会经常来北京出差,或“中方”毕业后也到对象所在国留学、工作,否则来自不同国度的两个人,交往很难持续下去。至少据我所知,至今没有走进结婚殿堂的成功案例。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0

在北大勺园经常引起热议的是韩国留学生。北大校园里,韩国学生随处可见,而且特征一目了然。他们有自己独特的集团主义或民族主义,往往只在韩国学生之间打交道,甚至呈现出一种排外主义的特征。据不完整的统计,北大留学生里面大约一半为韩国学生。坦率地说,很多韩国留学生的素质相对来说很不高,这几乎成为大家的共识。我当年读04级国际关系学院本科,一共130多个学生中,外国人大概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中韩国学生占外国学生数的一半以上。许多韩国学生经常一起上课,考试之前相互“勾结”、分享笔记、勉强过关的情况相当普遍,也有因作弊被迫退学的。“韩国学生作弊”曾成为一种流行现象,我当然不会以面盖点,我认识的许多韩国学生也是很优秀的,也有到三星、LG等大企业发展、成为跨国人才的朋友。但总体而言,在本国无法应对国内激烈的竞争,寻求出路,到中国自费留学,试图借北京大学这一学历品牌,再回国应聘,寻求出路的学生占多数。韩国学生们一般不愿意正视这些现状。他们经常放学之后集体到五道口这一“韩国村”(因为那块地区到处都是韩国人,满耳都是韩国语,所以大家称之为韩国村)喝酒、打架,时常闹到凌晨才回宿舍。周围人对韩国人的评价,实话实说,是极低的。

作为一个日本人,我还经历过一件深感震撼的事情。

2006612日,北京时间21时,德国举行的世界杯足球比赛,日本VS澳大利亚,我在勺园跟其他日本同胞观看这场重要比赛的直播。上半场26分时,著名球员中村俊辅进球,我们以为日本队赢定了,处于乐观和兴奋中。到了下半场最后一刻钟,39分、44分、 47分时,澳大利亚队连续三次进球。每一进球,整个勺园建筑就像发生了地震一样动荡着,原因是韩国留学生渴望澳大利亚队打败日本队。结果日本一比三输了,韩国学生特别亢奋,通宵喝酒庆祝。我们日本学生当时在宿舍里真没面子,我跟同胞们说:“如果韩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咱们肯定支持韩国队是吧?毕竟同样是东亚的队伍,更是邻国。他们怎么会这样呢?”那场比赛让我清楚看清了他们心底的秘密,并感觉到,韩国人的反日情绪根深蒂固。

谈到反日情绪,我就必须谈到北京大学从2004年开始举办的著名国际交流活动——“国际文化节”。国际文化节是北大各国(包括中国)、地区(包括中国的港澳台)的学生们以展台表现的方式向全校学生以及在华外国使节代表、企业,国内机构、媒体、民众等展现各自的独特文化,提倡世界各国、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精神。我在来华的第二年参加了首届文化节,那个时候,日本展台表演了茶道,受到了参与者们的好评。

第二届我是以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的身份参加的,是有责任率领250名左右的日本留学生,争取在华的日本大使馆、基金会、企业等机构支持文化节的。我参与了全部过程。那是20051022日,蔚蓝的天空,清凉的空气,热闹的气氛。“第二届北京大学国际文化节”在校内校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作为日本展台的负责人,我想由衷地感谢校方对本届文化节付出的一切努力以及各国留学生的积极参与。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1

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那届文化节的筹备过程,并给大家透露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北大人都知道,国际文化节一般是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在百年讲堂广场及其附近主办的。20044 24日首届文化节圆满成功之后,校方、各国留学生都为第二届文化节做准备工作。时间定在2005430日。我们日本留学生为筹备工作付出了许多血汗。校方、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如此。结果,举世瞩目的文化节被延期了。

为了说明文化节被延期这一决定和其原因,北大国际合作部通知各国留学生,开了个内部会议。校方很遗憾地面对着我们,给出的原因类似于“那段时间校内外的行政、事务工作很繁忙,无法完整地组织国际文化节所需要的资源”。但在座的各国留学生代表们都很清楚,校方给出的理由是表面的,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到时候现场会混乱而失控。说得白一些,就是怕出乱子。

那么,当时怕什么呢?2004年第一届在4月份这个最好的季节里举办,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后来的各届也都办得有声有色,到2010年,已办到第六届了。那么,为何只有 2005年的时候如此谨慎,如此害怕“乱”呢?

背后的担忧是反日情绪。之前49日在北京发生过规模巨大的反日*,早上八点从中关村海龙大厦出发的*队伍经过北大西门、清华西门,最后到达位于建国门的日本驻华使馆,最终扩大到一万人的*队伍向大使馆投扔石头、鸡蛋、塑料等,也波及了日本餐厅、日本企业所在的建筑大厦等。一周前,42日,四川成都的华堂被民众袭击,几乎同一时间在广东地区,反日*从深圳开始蔓延。一周后,在沈阳、上海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反日*。上海那天*的规模最大,*消息通过因特网和手机短信,大范围地流传……

在北京*的那一天,我还做了回“特务”,就是一方面绝对不让北大日本留学生参加*,同时,自己“潜伏”在*队伍里面,了解*队伍的动向,并及时汇报给日本使馆的有关人士,以便让他们及时掌握信息,提前采取措施,保护在华日本法人的安全,这是理所当然,何况我是留学生会长,与日本大使馆是有联系渠道的。这样做,我认为不仅符合日本的利益,也是符合中国利益的,毕竟,两国都不希望发生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我的工作,可以悄悄起到保险阀和预警器的作用。

不必讳言,20053月到4月那段时间,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国内充满着反日、厌日、嫌日情绪,举办跟日本有关的活动,几乎100%可能受到中国愤青们干扰。国际文化节是对校外开放的,谁都可以进来,自然谁都可能来凑热闹、搞热闹的。校方最后下决心决定延期,自然,这个决定也一定不是校方的擅作主张。虽然这一决定让我们日本学生感到难过,当时许多日本留学生,尤其是作为我的伙伴一起参与策划、筹备工作的经济学院的师姐(她毕业后去《朝日新闻》当了记者)今村优莉很伤感,流了很多眼泪。开完会后她坚决不接受校方决定,我就冲过去劝她冷静下来:“你先别这样,校方有校方的考虑和担忧,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日本留学生。这不是取消,而是延期,理解一下好么?”她很愤怒地对我说:“你这样说是背叛我们,别屈服校方了,日本原因导致文化节延期,你怎么对得起其他国家的学生呢?以后再也不相信你!”哎……女孩子就是这样,总是情绪化,虽然我也理解,毕竟,那年是她的毕业年,延期对她来说就等于是取消,她对文化节有着很深很厚的感情。那天以后,我们几个月也没有说话。后来和好了,她毕业典礼那天,我向她表示了祝贺,直到今天,我一直对她的记者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2

20059月份,新的学期开始了。9 26日,我接到了国际合作部直属,促进国际交流的最大学生社团SICAStud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学生的电话。她说:“1022日主办第二届文化节,929日校方开第一次协调会。”这条消息对我来说太突然了。我还记得我在电话里对那位学生说:“我们马上要放假,不是国庆节吗?大部分的学生都要离开学校去旅游,只能节后才开始准备,不到两周的工作时间,物质上不可能准备好,我要求改变文化节的日期,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一定会这么想的。”

929日,通过第一次协调会了解到日程安排之后,我开始思考应该怎么开展今后的筹备工作,并马上向我们的支持机构——日本驻华大使馆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通报了这条消息。放假期间,虽然没有顺利地和校方、志愿者、日本留学生保持联系,但为了开学之后能够顺利、迅速地着手,我和一位日本留学生会的助手放弃休假,留在学校进行前期的筹备工作,为放假后大约两周左右的集体筹备进行充分讨论,预作准备。

1013日,在第二次协调会上递交展台计划之后,我们日本留学生(这次专门为本届文化节建立了执行委员会)也开了第一次会议,并充分地讨论了展台内容,决定当天在展台里面表现“日本的节日(Japanese Festival)”。在日本,每个地区都有独一无二的风俗习惯,定期主办“祭”(“节日”的意思)是从过去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我们很兴奋,因为, “祭”是每一个日本人从小都很期待的,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主办“祭”,就能和中外的朋友们共享日本的文化。

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后,我们的工作很顺利。虽然日本留学生之间的沟通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对大局没有丝毫的影响。此外,我和国际合作部的老师、学生代表以及日本大使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沟通也很充分。他们作为日本展台的负责人,对文化节的期待越来越高涨,对我们的表现越来越有信心。

1022日文化节当天,我们从早上五点钟开始搬运东西、布置展台。太阳还没升起来,天气特别冷,手都冻得没感觉了。不过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以及校方组委会也很认真地准备着,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7点半,差不多布置好了,女生和男生已经把和服穿好了,我没有穿,因为很害羞。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把日本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的“祭”表现出来,我们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准备好了。日本人相信一个哲理——“充分的准备高于一切”。当时我对日本展台充满着信心,除了“一件事”之外。

天气越来越暖和。举行开幕式的同时,我们日本展台的第一个节目“茶道表演”也开始了。这是从第一届继承下来的节目。

穿着和服的男生和女生一对一地表演。这些茶道工具、传统游戏工具、装饰品、几千本资料都是日本大使馆和国际交流基金免费借给我们的。展台里面充满着日本茶道文化的气息。很荣幸地说,表演大受欢迎,日本展台前被观众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的精彩表演引起了中外朋友们的热烈关注。

快到11点的时候,节目进入了“抹茶品尝会”,也就是一边表演茶道,一边请中外朋友们品尝抹茶,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茶点。展台里外都挤满了人,因为太挤了,致使活动没法进行下去!怎么办?我们趁机推广起了日本的“排队文化”,现场逐渐恢复了秩序。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3

接下来,我们进行了托球、套圈儿等日本传统游戏,当然有精美的日本奖品作为奖励。这些游戏都是我们日本人从小就玩的,是“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朋友们看到了日本式的灯笼,就兴奋地跑过来,对这种独特的灯笼和其他的日本风味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展台里面人们高高兴兴地游戏,加强了彼此的理解。客人们游戏过后,领着有关日本的丰富资料,带着灿烂的笑容满意地离开我们的展台。每当看到观众发自内心的笑容,我就感到放心。我是很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文化节当天也尽量理性地管理我们的展台。不过,看到中外朋友们对日本展台的喜爱和认可之后,我还是表现出感激之情。

我一定要谈一谈“一件事”,这件事也是我们这次准备活动过程中一直担心着的。大家都知道,虽然上半年的反日舆论已经有所缓和,中日关系也有所回暖,两国交流的实态是积极的,但气氛仍然不太好。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有两千年以上的悠久交往历史,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新月异。不管是经济上的合作、留学生的往来、现代文化的传播还是学术交流,重要伙伴之间的交流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但由于一些政治原因,重要伙伴之间的交流气氛往往受到阻碍,并且往往很不容易达到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的高度。

那次文化节突破了“实态好,气氛不好”的恶性循环的魔咒。说实在话,作为日本展台的负责人,我一直担心日本留学生和中国观众在现场发生摩擦,甚至“肉体冲突”,但最终这些都没有发生。彼此之间始终保持着和睦的交流态势。我的焦虑被证明是杞人忧天。没有人对我们展台采取任何不友好的言行,反而有许多中国朋友特意过来向我们主张中日友好。一位北大学生的家长对我说:“我觉得你们今天办得特别棒。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实现真正的中日友好。”我们握了手,大概握了30秒吧。那位家长离开之后,受到现场气氛的感染,我变得感性化了,人都是有感情的嘛。不管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有感情的。我通过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再一次加深了自己对中日两国交流最根本的基础的认识和理解。

我在勺园或校园里其他场所遇到过像那场足球比赛那种没有尊严、没有面子的场面,也经历过国际文化节那样令人紧张的场面。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不得不反思日本人如何在东亚地区生存下去这个严肃话题。然而,勺园这一学习外语、培养国际视野的天堂对我的留学生活、对我的世界观的形成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肯定的。

20084月,我一直以来有交往与合作的凤凰卫视“文道非常道”节目要做一个 “聚焦两代中国通:老一代*,新一代亲中”的专题。梁文道那边缺乏后者,即新一代中国通的画面,我常去做客的资讯台“时事辩论会”的主持人、助理台长、专题部总监黄海波大哥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以“凤凰卫视特约记者”的身份采访几位从北大勺园走进社会的未来中国通,时间很紧,第二天就要画面。

拜托,真是太急了……我迅速开始思考哪些话题可以讨论,哪些留学生可以采访,我开始跟勺园的同胞们密切接触。既然我在国际关系学院,这里是中外结合的学堂,就干脆从我同学里找人。第二天早上,导演加藤嘉一将采访地点安排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在大石头上坐着聊天,摄影师由我的一个师弟担任。以下是梁文道那边使用画面的文字实录,我顺便再配上一些简单的介绍文字,用括号标明: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4

梁文道:我们看下面一条片,是我们在北京拍到的,很多外国留学生,看看他们对在北京的留学生活有什么样的想法。

解说:随着来华留学的人数和学历不断提高,未来活跃在外国政坛、商界和学术界的中国通也将越来越多,这一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外国学子,他们在观察了解和思考中国的过程中,有什么体会呢?

高兴(印度男生,博士生,应该是在华的印度人里面中文最好的,数一数二的中国通,也是我在勺园最好的朋友之一):对留学生,我会推荐,就是一定要读《毛泽东选集》,这个可以帮你了解中国的过去怎么样,然后现在可以看《*文选》,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是因为要走出学校,要多跟中国人沟通,“沟通”两个字在中国是很重要的,多请客,多吃饭,这是我的一种个人体验。

周游(奥地利男生,硕士生,帅哥,比我大一岁,是我很好的朋友,虽然学中文的时间不长,但很流利,基础打得很好,除了中文,英文和俄文也很流利,法文、德文则是母语):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是肯定有些偏见,尤其是对中国政治方面有一些偏见,后来在中国待了一两年以后,我跟中国人一起上课,一起上政治学的课,国际关系学的课程,我就感觉现在也能从中国的角度来思考很多问题。后来就把我以前的那个片面的分析角度,跟中国的分析角度放在一起,就是让它融合气息。

吉尤姆(贝宁男生,博士生,上面已经解释过了,我在中国第一位、也是最好的朋友,我总有一天要超越的人生导师):非常非常重要,要多让外国人去学中文。

武黄河(越南女生,我的同学,很可爱,中文很好,学习认真,人很和气,她爸爸是当时的越南驻华大使,现在应该职位更高了吧):毕业以后就继续学习,就增加我的知识,之后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在中国和越南,增加两国,或者更多国家的关系,这样子。

加藤嘉一:我们今天是生活在全球化的社会,多元化社会,我个人认为,21世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全球化和多元化,(二者)是不矛盾的,全球化从某些方面是不断同一的过程。但我们的世界是非常多元化的。那我们怎么去组合?我们今天在中国观察事务,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好的平台。(可以思考)中国的模式、国外的模式到底怎么结合,到底怎么沟通,到底怎样中外结合。

外国留学生:祝愿奥运圆满成功。北大学子是“精英”吗?0北大学子是“精英”吗?

对于我永恒的母校——北京大学,感受很多,思考很深。不过,我犹豫了半天儿:要不要写母校?

我写了北大,至少会间接地得罪北大,这样以后的许多事情也许会不好办了,中国是讲究面子的社会,北大也应该不例外。得罪是最不应该犯的“错误”,但我对北大似乎总想说点什么,既然要说,就不可能只是赞扬,势必会涉及到它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陷入的困境,如果不涉及这些,在我看来就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要写,我绝对不会写那种拍马屁的官腔文字。既然要写,我就写我该写的,写我想写的。一个知识分子无法去追求真理,甚至害怕表现真实,那在我看来是莫大的耻辱。

我深知,在中国社会里生存,必须要说服自己向上级机构和领导靠拢,这也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游戏规则或潜规则。不过,规则也是可以改变的。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谋生的知识分子,很需要也有责任向全社会发出独立的、理性的声音。这里我就冒一个险,写出我对北大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爱北大,因为爱,才会求全责备,才会希望它更好。我自认我的批评是出自善意,从内心深处,我是期待北大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发展的。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5

进入正题之前,先弄个开场白。北大的好处、长处、优点等已经不用展开了,因为大家都明白。它在中国的地位深入人心,这是中国父母亲和众多学子的梦想所在。在国际上,北大的地位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化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北大,师生们能够接触到世界赫赫有名的重要人物,各国首脑、政要、著名学者、文化名流,是这所大学的常客,这里是拓宽视野的绝佳之地。

2003年以来,北大给予我的太多,它是我的中国记忆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的在华生活和北大密不可分,没有北大,绝对没有今天的我。

我接触到的北大老师都很热情、高尚,随时会向我伸出援手,提出建议,提供帮助。

北大的学生都很聪明、优秀,与他们没完没了的政治、学术讨论深化了我的思考,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结识北大师生是我的最大幸运,但愿我们能够持续性地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在北京,与我关系最深的是北大,在中国,影响我最深的是北大,在世界,给我成长最多营养的,也是北大。北大无疑是至今影响我人生的最重要的场所。对于她,我永远抱着感恩之心,并激励自己一辈子做好北大人,以无愧其伟大的历史。

下面,我想谈谈我对北大学子的观察与思考。

首先,我想说说我对“精英”一词的理解。

“精英”(elite)一词无疑很好听。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社会还是哪一种行业,都有所谓“精英”,也都需要精英的支撑。精英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很重要。不过,对究竟什么是精英,我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我来到北京七年,接触了中国与日本的很多精英——政治家、政府官员、媒体记者、商人、智囊、律师、银行家、投资者、运动员、艺术家、作家、北大学子、东大(东京大学)学子,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体验并思考着精英的内涵和意义。

我认为,“精英”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素质。

第一,潜能。这一点不言而喻,你是精英,没有潜能行吗?肯定不行。我说的潜能包括一个人的基本素质、理解能力、知识面、思考力、分析能力、判断力、创新精神、沟通能力、语言水平等等诸多方面,这些能力与所谓的学历是没有直接对应或因果关系的。潜能是一个人能够主动判断形势,理解现状,掌握知识与获取经验,寻找机会,调节自己,摸索可能性,改变现状等的能力。当然,如果要罗列,还有很多。一个人除非有这些能力,否则很难称为精英。

第二,公共意识。一个人生下来,为自己所在的、所生活的国家、社会做点事,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除了考虑这件事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利益,同时还要想着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利益,从人类社会进化,甚至生存的角度看,能够站在全人类的角度考虑问题,把地球作为一个村庄,把自己看作地球村里的一员,自己的生存和他人的生存是休戚与共的。唯有拥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一切才有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这一标准,是不分国籍、不分民族、不分行业、不分性别的。当然,对幼儿园的小孩儿提出公共意识的要求是苛刻的,也是不现实的。但对一个成年人来说,无论这个成年人是获得博士学位的,还是大学毕业的、高中毕业的,乃至初中毕业的,要求他们具备公共意识,都是顺理成章的,没有谁可以自外于这个标准。我始终认为,只要初中毕业(中国的义务教育包括小学和初中),你就完全应当具备最基本的公共意识。更何况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们呢?比如,韩寒很不错的,在我眼中的80后里,韩哥是最具备精英姿势的人,不管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主观上愿不愿意去承认和担当,韩寒已经扮演着社会精英的角色。他在与新浪签约的独家博客中时时刻刻向全社会发出的声音,对权威的挑战和批判,客观上体现着精英的精神。韩寒也就像美国总统奥巴马那样带着开放的思想、清晰的头脑以及帅气的外表,广为公众瞩目。而这三种条件,必将使他成为更有突破力、渗透力和影响力的精英。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6

在日本,像韩寒那样的年轻人恐怕很难出现,因为,日本就像我在前面的章节里分析的那样,是排斥突出,攻击另类的社会。我不说自己是个精英,肯定的是我在中国更有可能做到精英这一高度,这是客观环境决定的。日本恐怕至少在现阶段无法让我成为精英。

按照我的标准,我感到在今天的中国和日本,都缺乏真正的精英。有本领的人在两个社会里还是有的,而且数量不少。有本领的人可以称为“人才”,“人才”和“精英”,在我看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才只不过是为自己归属的公司、单位、机构服务、贡献。而精英则可以超越自己归属的小空间,为更高的目标服务。

中日都得好好培养精英,尤其是年轻的精英。从哪些人中间培养呢?最好的培养对象是大学生。因为大学生具备基本的文化修养,而且还处于可塑的年龄段,大学生即将走上社会,他们的作为,将对社会产生影响。

在北京大学,我周围的很多学生很有能力,他们的聪明超出我的想象。但他们能称为精英吗?不能!他们中大多数人包括最优秀的学生普遍缺乏公共意识,他们只为自己着想,只考虑将来能赚多少钱,能谋取什么职位,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工作中能得到多大好处。当然,这些意识都有合理性,在一个物质时代,生存和发展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一个年轻人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这些。精英们也会考虑这些,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这些,他们还会替社会思考,并且尽可能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和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需求结合起来,把个人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结合起来。

我希望自己能够朝向成为精英的方向努力,而不仅仅成为一个成功人士。

就北大学子而言,99%以上的人的潜能不成问题。今天,北大清华也许是全世界最难进的大学。也许你会说,哈佛更难上,但在我看来,上北大比上哈佛难多了。所以,能考入北大的,绝对是人中精华。平心而论,我的天资绝对不如北大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他们的聪明和优秀时常让我感到压力,不管是记忆力还是计算能力,辩论能力还是逻辑思维能力,演讲水平还是学习语言的能力,我都自愧不如。坦白地说,我在北大国关学院读本科的四年期间,很多的痛苦和焦虑都源自周围同学所形成的无形压力。但也正是这种压力,激发了我的危机感,使我加倍努力,广泛阅读,培育自己的潜能。否则,我也许连毕业都很困难。

根据我的观察,北大最聪明而优秀的学生是本科生,高考进来的本科生才是真正的北大才子。从其他大学考进来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论天资远远不如从北大保送上去的研究生。至于那些在职的研究生或进修生,水平就更没可比性了。但可能因为北大太牛了,那些在职研究生或官员博士生都很愿意张扬自己的北大人身份:“噢,我也是北大的,咱们是校友啊!”我想,北大的师生内心深处也许从来不把这些“北大人”视为校友。因为来路不一样嘛!

北大学子身上所缺乏的不是潜能,而是成为精英的第二个必备条件——公共意识。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教育!

在中国的大学生,当然也包括北京大学在内,政治课的课时是得到充分保证的,这是所有中国大学的必修课,不修这些课就不能毕业。我属于国际关系学院,对“国关”的学生来说,毛泽东思想和*理论是专业必修课。除此之外,还要上*主义政治经济学、*主义哲学等政治课。这些课程之所以还在设置完全是基于国家政治体制的需求,这些课程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非常低,经常是要靠点名来维持上课人数。问题就出在这些课程的授课内容和现实需求之间存在极大的脱节,这就造成了青年学生的疏离。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7

而现实迫切需要的公共意识的培养,却没有相应的课程来担当。老师也知道学生对政治课没兴趣,来到课堂也只是应付点名,心灵在别处,考试时突击一下,考完试就全都还给了老师。政治课上的情景可以拍一部情景喜剧:睡觉,聊天,上网,玩手机,看英文“红宝书”(GRE)等,不一而足。上课难得认真的,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同学,他们不光老实听话,而且对什么都好奇,什么知识都希望抓住。这么好的学习时间,就这样被蹉跎,真的令人感慨。

和天下所有女孩子一样,北大女生也迷恋打扮,在生活方式上,逛街、谈恋爱一样都不少。我所观察到的女生,从大一到大四期间形象的改变是令人吃惊的。相比之下,北大男生并不十分注意外在形象,大大咧咧的才子型男生占绝大多数。他们进入北大后,改变更多的是思想。可惜,没有人在公共意识上对他们多加提醒。这是北大政治课最失败的一个地方。它没能很好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使命。在北大的氛围里,在各种知识交汇的背景下,北大学生很容易接触到各种中外思潮,那种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等思潮,在北大学生中很有市场。但北大学生的问题是,思想归思想,行为归行为。知识、专业、能力都没有问题,观念也没有问题,但涉及到可以转化为行为的公共意识,始终是他们综合素质中的弱项,这影响了北大学子成大器。

根据我的观察,北大学子的价值观念有两个极端(当然也不排除中间地带,北大也有许许多多“沉默的大多数”),一个是所谓“崇洋媚外”,越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观念,越喜欢它们,就越排斥本国文化中那种落后的东西,进而彻底排斥本国文化,这批人绝大多数都渴望出国留学,留学不仅是为了求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尽早离开祖国,去他们所向往的自由、*的“天堂”,比如美国、欧洲,至少也要到澳洲、新加坡,即使是中国的香港,也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即使留在国内,他们也更青睐高盛、摩根斯坦利、麦肯锡等外资企业。

另一个是“遵从体制”型,这类人越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观念,就越觉得“中国模式”靠得住,有生命力,尤其当金融危机爆发,放任式的资本主义遭到怀疑之后。这批人希望能缘着国内体制的阶梯往上走,其中的一些人毕业后,有留校在共青团等工作岗位上落脚,寻找机会徐图发展的,有考国家或地方公务员的。需要说明一下,考公务员或保研的学生里,有相当多的人是为了“保身”,即就业形势不好,未来走向不明朗,所以暂时搁置就业或依靠铁饭碗把日子过下去,当然这些学生也不排除出国留学的机会,要看他们在国内能不能找到发展机会,他们愿意在国内谋求发展希望依托现有体制发展自己,但一旦希望落空,他们一样会观念大转向,转而向国外寻找发展机会。

北大并无多少真正的精英,但几乎每个北大人都自认属于精英。那些应试教育的优胜者们进入到北大这样相对自由的环境后,加上了解了西方的东西后,心理所承受的冲击可想而知,许多人都经历了一个迷失方向的阶段。到了大三,面临选择毕业之后的出路,他们加速向现实低头,当然理想的选择也有两条,一个是靠体制吃饭,一是出国留学,再图长远发展或暂时委身外资企业赚几个钱。从这个角度看,被认为个人主义的北大学子实际上是最典型的从众主义者,他们很害怕与众不同,担心只有自己跟不上其他学生的成绩、就业、工资、地位等。北大学子们自以为是的精英意识不支持他们选择那种无足轻重的、非常不稳定的、普普通通的单位,他们还是尽可能谋求走高端的、非凡的,无愧于北京大学这一招牌的人生之路。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8

问题在于,从政的也好,赚钱的也好,绝大多数学生只是从谋生、私利、地位等角度去看待社会和自己。从小被舆论、教师、家长压抑,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的孩子们已经无法或无力真正开放心态和姿态,深思那种攸关国家与人民的大问题,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与制度的关系、世界与中国的关系等深层问题,并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去研究和关心。“为这个社会,我能做点什么”;“从我个人的优势看,从事什么行业最有利于社会进步”,这种深层而本质性的思考,在今天的北大学子,甚至老师中已很少能看到,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我看到的则是师生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地位、名声而不遗余力,乐此不疲。

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国关学院的老师曾说,他们上学的 1980年代,北大真的是充满着朝气,在开放和自由的氛围中,师生们碰撞思想,指点天下大事,当时著名的“三角地”,成为当时校园各种思潮的集散地,也是各种创意、思想火花、生活时尚的集散地。大家都有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奋斗。我知道,虽然那一年代的青年有些简单或极端,但他们的心中有燃烧,那燃烧绝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不仅仅为了功名利禄、锅碗瓢盆。至今令人钦佩。相比之下,今天的学生已变得很现实,很实用,很功利,很有城府,没有思想,没有理念,只关心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出路,才华都耗费在了这些方面,这可能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有关吧,生存变得严峻了,但不管怎样,这不是真正精英分子的思维状态。

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三角地”被改造,学校给的原因似乎是为了把它电子化,让校园设施更加先进,环境更加优美。学校有学校的政治正确,其他人也许改变不了。但令人沉思的是,当对北大来说具有标志意义、催生过一代代北大人思想的著名场所被改造、拆除的时候,学子们是漠然的,打开北大 BBS,也有人发出几声唉声叹气,如此而已!我不是鼓励谁去做出过激的反应,我只是有感于一种对自己历史、对思想的冷漠,凸现出当今北大学子身上一种严重的精神缺失!

说了这么些,有些悲伤、抑郁了。能全怪学生吗?不能!今天的学生的各种行为也都是由多种力量所决定的。他们“被学习”、“被上进”、“被出国”、“被就业”;老师也“被上课”、“被教育”、“被考试”、“被老师”。在国家处于这样特殊的时期,生存问题是任何人都不能不面对的,任何学生都想找个能说服自己的去处,可是难呐!因为难,所以大家都提早上心,考证书,做兼职,一切为了将来发展。热情、精力甚至体力都已被耗尽,哪里还有多余的时间和热情去过问其他和个人生存无关的事?

北大的精神,已经打上了实用主义的深深的烙印!

我相信,绝不仅仅只有一所北大如此。北大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0北大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我来中国之前有个担心,现在看来这些担心很幼稚——中国是不是特别封闭、特别单一化?很少有外国人去那里,即使去了也会受到限制……这些印象的形成和从小接受的关于“红色中国”、“共产中国”的宣传有关。我来华前对中国的核心印象就是封闭、“单一性”,离自由、*、多样化、国际化、全球化等十分遥远。当时,我还担心到了中国会不会丢掉英文。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9

到中国之后,我才发现,我当初的印象,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片面的,有些则是完全错误的。其中,最大的错误判断就是“中国是单一性,很少有国际化成分的国家”这一点。我来华后不久就发现,中国其实是很具多元性的社会。这既指每一个地方都有其独具特色的风俗和文化,有丰富到数不过来的方言,有风味不同各有妙处的美食;思维的结构,行为的规则,做事的方式等等也都各有不同。北方人与南方人;汉族与少数民族;有钱人和没钱人;白领和蓝领;市民和农民;大学生与农民工;蜗居和蚁族;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左派和自由派;激进派和渐进派;改革派和保守派;60后和80后;70后和90后……中国就像万花筒般丰富多彩。中国按民族分,是56个民族,如果按照以上标准来分,不知要分成多少“族”呢!“族”这个词这些年在中国也十分流行,“追星族”就是其中一例。不同的“族”的涌现,正是社会多样化的一个象征,也是一种活力和生机的体现。

我来华前对中国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对于“改革开放”,“走出去,引进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农村包围城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外汇储备”等等,我是一无所知,连词汇都不知道,更何况其意义与内涵。

“国际化”是我在认知上改变对中国实况认识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从国家方略到北京人的包容心态,从企业战略到大学建设,从知识分子到大学生,“国际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国际化”无疑是描述当今中国发展趋势的最重要概念之一。既是表象,又有实质,难能可贵。

北京大学则是中国国际化的一个缩影。且不说师生走出去、引进来的大手笔,也不说其教学内容的设置体现出来的面向世界的特征,单是世界顶级政治家、各领域的精英、名流频繁光顾燕园,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国际化的气息:克林顿、希拉克、麦克因、赖斯、普京、李明博、福田康夫等世界级的政治家,还有众多举世关注的名流都在北大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的到来,并不是一种形式,他们的思想与智慧,都对这所大学的文化积淀贡献了各自的养分。

对我来说,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之际受到*主席接见的场面,至今令我难以忘怀。那是一场直接、亲切、朴实的接触与对话。那次接见以后,我当天写了一篇博文,北大官方网站也转载了,现在,我就节选一部分在这里:

今年(2008年)是我母校北京大学成立110周年,明天54日是北大校庆。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来到北大,看望了北大的老师与学生,祝贺北大110周年校庆。

我前几天接到北大留学生办公室的电话,让我今天一定要把时间空出来。今天早上9点钟在北大留学生宿舍勺园与老师见面,才知道我的“任务”,原来是作为留学生的代表之一,迎接*主席来北大。除了我之外,还有学校领导、国际合作部的老师、另外几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留学生,还有美国耶鲁大学的交换生。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始终跟我们在一起。

与胡主席见面的地点是北大学生宿舍42楼。能有机会见到胡主席,我感到很兴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跟各级领导、明星、名人接触很多,但却第一次有机会见到胡主席。我以平静而期待的心态等待着见面时间的到来。感谢北大的老师给我这么宝贵的机会。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0

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门口的气氛变得热烈起来,胡主席在校领导的陪同下走进房间。和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一样,只不过今天不是看电视,而是身在现场。我既有点紧张,又感到兴奋。

我跟胡主席握手大概有十秒钟,在这样的场合,是很长的时间了。我自我介绍了一下,胡主席知道我是日本留学生时,十分的亲切和蔼。胡主席大后天即将访问日本,我祝愿主席访问取得圆满成功。虽然我们没有时间说更多的话,但我能感受得到他对一个日本留学生的关心和期望。

我相信,他对日本的访问,一定会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促进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我在内心默默地祝愿:“胡主席,您本次对日本的国事访问,一定会产生不平常的意义,为今后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胡主席亲切地对我们说:“留学生是各国之间交流的使者,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希望你们能够与中国学生一起勤奋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为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我们一定会成功举办一届有特色的奥运会。祝愿北大老师与同学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胡主席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真真切切,我由衷敬佩他在讲话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内涵,还有这种面对国际学生时语言尺度、语言方式的把握,我仔细琢磨之后,真的感觉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实在很精彩,对我这个研究国际政治的留学生深有启发。我不知道,需要多少磨炼才能达到这样的气度和这样的境界。

现场的更多的情况我就不介绍了,请读者朋友们见谅。不管怎么说,毋庸置疑的是,一个外国留学生能够在留学的地方见到所在国的国家元首,是一件令人惊喜令人感到荣耀的事情。

这里我还想补记一件事情,那是20071228日,福田康夫前首相访问北大并作演讲,我参加了陪同工作。福田首相向在异国他乡学习、生活的我表示问候,他关切地问我:“在中国怎么样?学习习惯吗?”

因为北大,我见到了*和福田康夫——所在国的最高领导人和祖国的政府一把手,够高端了吧?我要感谢北大给我的机会。正是这些机会,让我了解了什么是国际化,什么是国际交流,什么是国际人才的互动。但愿北大的国际化越走越好,国际化之路越来越宽广。

从国际化与国际交流的层次、水平、频度来看,北大毫无疑问是世界一流的。我希望大家不要盲目相信那些什么权威机构公布的世界名牌大学排行榜之类的数据(西方说的凭什么一定就是权威、准确、客观的?),虽然哈佛、斯坦福、耶鲁、剑桥、牛津、东京、早稻田等在排名和名气上位于北大之前,但以我的感觉和判断,北大已经完全可以跟这些世界著名大学平起平坐了,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它们了。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位于北大旁边的清华大学是跟北大齐名的中国最高学府,在国内排名上已经超过北大,这我知道。但我毕竟是北大人,对清华大学了解并不深入,因此在这里就不随便评说它了,清华大学的校友们不要误会,我不是盲目推崇北大,也不是要在北大、清华之间分出高下来。北大和清华都是可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代表亚洲的著名高等学府。

北大很厉害吧!好,我的表扬工作做得差不多了。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1

“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2010412日晚,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的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如是说。许校长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3个标准: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如果满足这三个条件,才能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提法源于19985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典礼;这也是“985工程”名称的由来。据报道,“以当年财政收入测算,‘985工程’如果完全兑现,总投入在300亿元以上。”

许校长回顾当年的日子说,“我们在进步,国外的大学也在进步。我没听过哈佛大学校长讲,哈佛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他认为,“985工程”的建设有些急功近利的味道。“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甚至都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完成的”。

许校长介绍,现在的北大与耶鲁相比,论文数量上的差距不是那么大了。但中国整个大学的软环境建设,都没法和国外一流大学比。中国在这方面和世界一流大学相差“很远,很远”。“一流大学是拿钱堆出来的。”许校长提出核心观点,大学最关键的,是应该培养更多优秀学者,培养更多优秀学生,一所大学何年何月成为世界一流并不重要。“如果大学的土壤变得非常肥沃,总有一天诺贝尔奖会在中国出现”。

作为北大人,接下来,我也想从另一个基准描述一下“北大难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理由。

北大有各种各样的学生。城市的、农村的,富裕的、贫穷的,有背景的、没背景的……反正什么学生都有。北大的老师,跟日本的老师也很不一样。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说说今天的北大面临的问题以及陷入的危机。

首先是师生缘崩溃问题。据我观察,中国高校的老师与学生之间越来越疏远,既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引用中国外交方针里的一句话,就是彼此之间坚决贯彻互不干涉原则。在课堂上,每一个老师都按照*的规定去“考”学生,包括点名、作业、小测验、期中论文、期末考试等。因为对于学分和分数抱着极大需求,每个学生也就尽可能应付老师的考验。问题是,两者都是“被”动的,被考试、被点名、被学分、被上课、被老师、被学生……课堂之外,老师与学生各忙各的,没什么实际的交流。老师忙出差、开会、应酬,学生忙考GRETOEFL,忙社团、忙实习,而真正在学术上的交流已经少而又少了。我明白,对一位学者来说,参加国际会议,或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或者出书都很重要。我也明白,对一位学生来说,参加社团和实习丰富简历,好好准备GRE考试很迫切。但尽管如此,是不是也不应该忽视课堂内外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那个地方,毕竟是个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最困惑的一点是:学生找不到老师。由于许多老师都忙于出差、开会、应付媒体什么的,学生不好意思找老师,实在有事要去找老师,心里也感到有压力,担心增加老师麻烦,会不会引起老师反感,恶化师生关系。思来想去,越想越被动越想越消极,最后只好打消念头。当然,我就读的国关学院也有很热情、很负责任的老师。他们跟我们也保持着朋友式的关系,可以发短信,随时约会交流。我邀请老师参加我国官员主办的宴会、活动,有些老师也会很给面子。所以,我在这里说的师生缘崩溃也好,找不到老师也好,都是相对的,并不是人人如此,时时处处如此的,但是,只要存在这种情况,就是会损害学校形象,影响长远发展的。我想说,有些老师真的不把学生当回事儿。我觉得,对于大学教师而言,教师的本职工作和个人研究起码是同样重要吧,写论文和教学生同样有价值吧。我曾经跟一位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讨论过北大老师的问题。那位教授说:“如果在美国的大学,对于学生发来的电子邮件,必须是立刻回复的,绝对不能耽误,认真对待学生的请求比什么都重要,最好在一个小时内给予回复,这样学生才感到放心,有安全感,老师也才算尽到了责任。”我深有感触,北大有些老师确实不把学生的邮件当回事儿,懒得回复。我知道,老师们都很忙,院内、校内、校外都面临许许多多的任务。但再忙也不该冷待学生,因为教师毕竟是你的主业。学生需要的不仅仅是在开学、过年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走个形式,关心一下,慰问一下,讲讲话,拜拜年,这些都是表面功夫,学生更看重的是平时的交流。那种真诚的、坦率的、轻松的、自由的、水乳交融的交流。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2

其次是大学行政化问题。我要表达的情感与师生缘问题一致,就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大学这个地方,就是个大学,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机关。大学是为一个民族培育未来的地方。不管是老师、学生还是校领导,本质上都有资格,也有理由在相对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里求知、做事。课堂*非常重要,它是激发创造力的重要条件,有是天经地义,没有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据我考察,今天中国的许多大学离这一“根本”越来越远,大学与自己的本质也越来越背离。学生去一次教务处办手续心里很紧张,还要花很多精力、时间甚至金钱,简直与在行政机构办手续一模一样。围绕各部门和老师的贪污*的事情也屡见不鲜,随处可见,学生和老师之间从前那种单纯的关系已经被拍马屁式的请客送礼所污染……这还不过是冰山一角,局面已经高度僵化。至于所谓官方网站,只好令人想到行政部门的网站。拜托了,大学的网站不是简单的宣传阵地,而应该是思想交流的场所,能不能搞得有趣一点,轻松一点,而不要弄成没有人看的自言自语?

就我的个人体验而言,有几个场面我至今印象深刻:

大四的第二个学期,毕业在即,我要到学校教务处办理申请毕业证书、学习成绩单等相关资料的事项。那是件看似简单却很费劲儿的事情,什么时间去申请合适,交多少钱,申请后多长时间才能拿到……这些细节都没有任何的通知和布告可以参考。我问了许多老师和同学,结果一无所获,去了教务处才获得相关信息。教务处有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的服务意识,不热情,不严谨,不靠谱,办事效率低到让人心中着火的地步。此外,教务处和财务处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状况也相当落后,对同一件事的解释,每个部门的说法都不一样,因此大大增加了办事的难度。事情难道真的非得弄到这么复杂吗?

不知为什么,我很害怕每个学期到院系的教务处去询问相关情况,包括学分的、考试的、报到的、成绩的、论文的、毕业的……相信,抱着紧张而不安的心情去教务处办事的人绝不仅仅只有我一个,我经常听到中国学生和留学生在抱怨,说明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而严重的问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在大学的行政部门处处存在,和报纸上批评政府机关的情况如出一辙,不过听说,经过了改进,在机关里,情况已得到了改观,那么大学呢?难道真的是改革触及不到的死角?

下面是我最大的抱怨。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北大几个留学生骨干聚在一起讨论过,“为了办好奥运会,对乒乓球馆以及马拉松路线附近,进行一些管制,是可以的,甚至应该的,但是,行政部门为什么没有提前与校内的学生商量一下,事先打个招呼?管制措施对北大学生的正常生活、学习来说,无疑造成了一些影响,引起了一些抱怨,如果先打个招呼,决策细腻一些,会不会少一些抱怨呢?”

我知道,在奥运期间行政部门为什么不采取这样的措施,那是因为一旦采取这样一个比较*的措施要走许多过程,增加许多工作环节,会增加决策的时间成本和其他成本,进展就会变得较为缓慢,而且商量不商量,结果都是一样的,那是国家的正当要求,既然如此,时间又很紧张,就直接实施管制,这样做是最有效率的。我们首先要理解领导们的压力和无奈。他们也没办法,只好这样做,因为这是国家利益的需要。即便如此,我们也有权提出应有的、合理的质疑,因为一个决策,虽然结果有合理性,但过程、程序不合理,这也是有悖*精神的。中国不是也在倡导社会主义*建设吗?决策过程的*化并不是洪水猛兽,虽然表面看起来,*决策的成本很高,但从整个社会的长远和综合效益来说,*决策是成本最小的,风险最小的。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我都不能认同这种决策模式、做事方式,这难道不是渴望进步的北大人应有的态度吗?依正常的思路,行政部门可以提前把这一管制措施通知给老师和学生,至少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同时让他们有时间和机会对此措施提出问题和疑问,释放一下对管制措施的某些情绪。无论如何,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一定不是件坏事。这个征询意见或提前打个招呼的做法,虽然是一个过程甚至是形式,但有没有大不一样,做比不做好。虽然结果不可能改变,但有了过程的合理,结果的合理性、合法性就大大增加了,何乐而不为呢?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3

还有,作为奥运的安全措施之一,学校规定进北大必须凭学生证。奥运都过了一年半了,这个措施还没废除。那不是临时措施吗?为什么“临时”了这么长时间?当时和现在,学校方面对学生没有任何交代。奥运早就过去了,至今凭什么还继续采用奥运期间的“超规”措施呢?究竟是决策的人忘了这回事,还是学校有关领导人和部门的“傲慢”呢?

北大是国立大学,可以称之为公共财富。它应该是具有开放性的,既然这样,外面的人为什么不能自由出入呢?世界上那些一流大学,有几所是这样门岗森严的?这种现象下面,其实包含了管理者将大学私有化的秘而不宣的心理。

我认为,如果北大不解决目前大学行政化和大学私有化的问题,还有师生关系变异这一最为核心、最为根本的软件问题,恐怕会阻碍自己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脚步。

至此,我想再次申明一次,以上意见,纯是一个北大人对自己的大学的爱之深、责之切的言论,作为一个热爱北大并以它为荣的学子,我由衷希望北大越来越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以无愧于中国一流大学的美誉,并尽早真正成为世界性的一流大学,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由衷的尊重。我的人生规划0我的人生规划

我不信教,但信命运。我相信,我这一生中该做什么,这一命题早就被老天定下来了,即天命。我第一次觉悟到自己的天命是五岁的时候。那段时间我的生活特征有三:一,遭到大交通事故之后,恢复正常生活,开始思考与年龄不相称的较深的哲学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二,作为刚刚培养的爱好,每天看世界地图,初步想象国际关系和*,基本背下了世界各国首都的名字,大致知道了它们的位置关系。我后来攻读国际关系学院,许多记者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选择,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个问题,一切仿佛都是命中注定的;三,逐步怀疑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即学会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比如,看到周围人相互客气,委婉地交流,似乎等于什么都没谈成,对此提出怀疑:为什么?看到孩子盲目服从大人所灌输的生活方式,对此提出批评:应不应该?看到老一辈不接受与众不同的观念和做法,过于警惕外来文化和外国产品,对此提出怀疑:凭什么?

或许(只能说“或许”,没有“一定”),这三点让加藤幼年突然迎来一个命运:我必须要从与大家不一样的立场和角度看待问题、观察社会,然后加以引导和影响,建立新的秩序。这是当时突然而来的觉悟,迄今为止,我的这一“意识形态”始终没变,相信,以后也不会大变,否则就不能叫做命中注定。后来,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学会了一个词叫“政治”。这个词语似乎是跟我五岁时的觉悟有些相关,只是不确定。到了初中、高中阶段,我已经确信了,我要做的确实和政治有关。高中毕业,我到中国留学,又学会了在中国很流行,也与祖国的现实有联系的一个词汇叫“从政”。我也顺便了解了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前者对公益遵命,后者对私益遵命。

我的人生规划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是的,我的命运是从政,我告诫自己,必须慎重当政治家,而不轻易当政客。我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 们的幸运,我是农村出身,家里没有任何背景,也跟有背景的家族没有任何关联。我是彻底的草根出身,从底层一路走来的普通老百姓。我知道,我这样的人要从政,是困难重重的。从政不易,这条路并不平坦,不是想从政就能从政,想从政就能走好的,它需要做好物质上、精神上、知识上、思想上、人脉上、国内、国际、大众、精英等各个方面的准备。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4

16岁的时候迎来了第二次觉悟。我从小尝试过很多事情,在体育项目上,练过游泳、足球、柔道、棒球、田径(中距离和长距离),在学校正常学习,成绩也不差,只是认真从事体育项目之后顾不上学校的学习,成绩一度受到影响而已,后来还是补回来了。不过,我那个时候很深刻地意识到,或认知到:我这个人,光靠一个项目、科目是无法获得第一名的高度和唯一性的深度的。这一觉悟让我痛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清醒了,既然光靠一个不行,就靠几个呗。我确实能适应多个项目,那就好好培养多方面的能力,依靠综合能力提高自己的实力,走进社会。这样怎么样,可行么?

后来,我一向信任16岁时的人生觉悟,并把它落到了具体行动上。到北京之后,我确实做了许多事情。在200833日,我在凤凰网开设的博客第一篇,做自我介绍用的标题就是“Whos加藤嘉一?”后来,“百度百科”也引用了这个介绍(不是我编辑的)。

加藤嘉一的10种面孔

一、 加藤嘉一的英文名是Kato Yoshikazu1984年出生,日本伊豆人。

二、 加藤嘉一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将继续读硕士研究生。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

三、 加藤嘉一在2003年“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当着陆到北京机场时,处于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的“三无”状态。从“零” 开始在北京生活。

四、 加藤嘉一是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他曾经参加过70多个国际、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学术研讨会等,如东京大学北京大学“京论坛”、中国人民网日本一桥大学“中日产学论坛”、人民网“强国论坛”、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留华网”、东京女孩展演(Tokyo Girls Collection)等。

五、 加藤嘉一是媒体评论员、专栏作者。他曾经参加过100多个中外媒体活动,接受过300次以上的采访,如凤凰卫视“全球连线”、“华闻大直播”、“文道非常道”,CCTV9DIALOUGE”,CCTV新闻频道“新闻调查”、“实话实说”,CCTV2“对话”,CCTV4“同乐五洲”,北京电视台“国际双行线”,日本NHK、北京卫视共同制作加藤的纪录片“纪实天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会客厅”、“People in the Know”,搜狐直播室,博客中国访谈,千龙网“网上大讲堂”;《瞭望东方周刊》“东游记”,《南方周末》,《南都周刊》,《法制晚报》“老外说事”,《环球时报》,奥运盛典,中日传播网,英国《金融时报》,日本媒体NHK,周刊《东洋经济》,《朝日新闻》“AERA”、“论座”,共同网“My Opinion”等。他是中日关系、中日交流的热心观察家和参与者。

六、 加藤嘉一是图书作者。他曾经出版过《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合著,新华出版社,20078月);《产*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编委,论文作者,海洋出版社,20069月)。《红楼飞雪——海外校友情忆北大1947—2008》(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月)。

七、 加藤嘉一是同声传译者。他能流利使用日文、中文、英文三种语言,曾经在学术研讨会、国际论坛、商谈、文化娱乐活动等多种平台担任过同传或交传的角色,达 100多次,比如北京东京论坛。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5

八、 加藤嘉一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日语教师。

九、 加藤嘉一在日本初中、高中时从事专业长跑运动,参加过全国大赛。

十、 加藤嘉一是谈判者。他曾经在政治、经济、商业、文化、艺术、学术、娱乐、体育等各种国际场合扮演谈判者的角色,发挥语言、协调、沟通之优势,使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愿望实现最大化。至今谈判次数超过200场,

这是两年多之前的状态,现在有所变动,其中有进步,也有退步。2009年,我一共接受了318次采访,尤其在人物专访时,大部分记者都要问我:“加藤,你怎么会做这么多事情?”每当遇到这一问题,我一般这样回答:“因为,光靠一个事情,一个领域,一个层面,我是无法做到第一(No 1)或唯一(Only 1)的。所以,靠多个事情,多个领域,多个层面,这样我做到第一或唯一的可能性更大些。”

我认为,“深入多方面,熟悉多方面”是从政的基本条件。这样做无疑令人疲惫,还很有可能让人陷入短命,但从政归根结底是统治大众的艺术。大众是什么?大众是五花八门,五方杂处,百花齐放。什么人都有,官僚、商人、学者、记者、作家、艺人、黑道,老人、中年人、年轻人,男人、女人,同性恋、变态、疯子……反正,一个社会是由多个不同的角色组成的。政治家是要面对所有这些角色的,不管你喜欢跟哪一群人打交道,你都必须要面对所有人。那么,前提是,即使你有偏爱或专长,你也要尽可能熟悉所有领域的规则和人情。这是政治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因此,我从小尝试那么多事情,涉足那么多领域,这一切都与我对未来的规划和自己的人生目标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四十不惑。我从政,当政治家,大概是过了四十岁后的事吧。之前,我宁愿扮演流浪者的角色。这有几个原因。一,我是没有政治背景的人,不能像有些人那样从小受政治熏陶,不管你的意愿如何,都在家庭的安排下,自然而然走进政坛,不像自民党下台之前占议员总数三分之一的*那样,我需要靠着实力和运气一步一步向前走,需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能急功近利,否则,欲速则不达。二,造成近年日本政局不稳定的重大原因之一,无非就是丑闻太多。不正当的权力斗争,缺乏能够让选民接受的健康政策竞争等,使日本政界显得很乱,不好靠近,若在年轻的时候,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轻易接受某一特定派阀的邀请从政,就必然会被那种愚蠢的、幼稚的、无奈的权力斗争卷进去,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三,我对从政这一工作的信念坚定不移。从政对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结果”,换句话说,“集大成”,而不是“过程”。政治既是我从小梦想着的舞台,也是我这一生要去完成的事业。

曾遭到过车祸的我对生与死的认识是冷静的、理性的,我不指望自己非要长寿不可。只要过得充实而满意,开心而不后悔即可。假如我在42岁从政,且认准了自己的目标了,那么需要非常认真地做好这份事业。我今年26 岁,距上面假设从政的年龄还有16年,这段时间叫做过程。这个过程怎么走是个关键,日本人相信充分的准备高于一切,我走进政坛之后的成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我在这个准备过程中的积累如何。因此,这个过程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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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选择来中国是正确的决定,不早,也不晚。今天日本的年轻人都很内向,不愿意往外看,缺乏国际视野,充满封建主义。很多有识之士已看到这个问题,比如,在中国也很著名的企业家、战略家、教育家大前研一先生等人士也时常鼓励年轻人走出国门,多接触海外的东西,才能反思自己的祖国的再生需要什么。

在许多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是“外国”,但又和一般的“外国”不尽相同,这和中日之间漫长而复杂的交往关系有关。古代时期,日本朝贡给中国,中国册封给日本。当年的天皇派遣唐使到唐朝,学习城市规划、先进文化、制度建设等等。今天京都的城市面貌有当年长安的影子。我们日本的年轻人在小学、初中、高中历史、语文、道德课程里面,接触中国史、中国思想、中国人物最多。虽然近年以来日本人的反华情绪或对华警惕感、不信任感有所升温,但请中国朋友们相信,日本人一向对中华文明有崇拜之心,只是出于面子,不好意思直接表达而已,这里面有一种逆反的心理,跟我非常尊重与敬佩的韩寒当初的某些做法一样,叛逆而已。

从经贸往来、地区合作、政治发展、军事安全、文化交流等任何角度看,中国和日本之间都存在着史无前例的互补性。合则两利,斗则双输。对正在相对衰落的日本国民来说,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一点时间,但我们总有一天会调试好民族心理,正面接受中国崛起,利用中国崛起,影响中国崛起。我来中国留学,以往年的日本主流意识形态,一定被看成“亲华派”或“知华派”,这本身是个荣誉,但我不会接受这一称呼。在今天的日本,“亲华”或“知华”绝不是完美无缺的褒义词,有了这个头衔是不好在国内混下去的,如果被贴上对中国有特殊情结的标签,则会被认为无法从容而理性地站在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展开政策。我不知道,中国的“亲日派”或“知日派”在国内的境况如何。在了解了中国之后,我希望做一个“国际派”,即不是只有在一个大国学习和生活的背景,而是有在多个大国学习和生活的背景。那么,除了中国之外,另外的大国在哪里?

答案不难找到,那就是:美国。

我早晚会去美国的,这是我必须完成的功课。今天的日本国在国家安全上依靠美国,在经济贸易上依靠中国,这两个大国对日本维持生计、生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我未来在日本从政(当然我也不排斥在国际政治上发展,但合理的位置何在,还在探索中)的角度看,光有中国背景的我绝不会轻易地被选民接受。但既有中国背景,又有美国背景呢?日本是个岛国,岛国的国民本身有岛国根性,这是一种排外主义,因此,对于“国际派”本身也抱着一种叛逆意识。从迎合选民的角度看,或许不出国最好,在国内好好扎根,培植人脉。然而,我还是不能不当“国际派”,因为它是日本实现国家利益的客观需要,为了国家的未来,我要冒这个风险,值得冒这个风险。

我的强项,也是决定日本再生的两个根本要素是外交和教育。自从泡沫经济崩溃,陷入“失去十年”以来,日本国内在热烈讨论“第三次改革”或“第三次开国”。日本人总是被动的,被改革,被开国,或许立足于岛国根性,没有好好把世界上最成熟的危机意识变成危机管理。丰田“召回门”事件是个明证。全球化和中国崛起无疑是促使日本此轮改革和“开国”的外力。如何与中国和美国打交道,如何在国际社会上找到你的位置和灵魂?我说的外交不是外交部门之间的简单外交,更多指的是民间外交,包括经济外交、文化外交、青年外交。如何让我们的企业走出去,让他们的企业走进来;如何让我们的文化走出去,让他们的文化走进来;如何让我们的青年走出去,把他们的青年请进来……这叫做21世纪的民间外交。

以人为本,靠人发展。任何时代都是如此。没有绝对的法治,只有相对的人治。在老龄化社会不断加剧的困境下,如何培养更加优秀的国内青年才俊,如何吸引更多优秀的国外青年才俊,如何让两者良性竞争,以便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我国社会的现代性,我国国力的爆发力,最终还是取决于人。完善教育环境,制订移民政策,刺激人才市场……我会抱着这些问题意识,仔细观察中国、美国等国家在如何处理这些议题,以他们为师,深入思考下去。

对我来说,如何回国恐怕是重中之重。我再过几年应该去美国发展,当然跟中国社会、市场、人才的合作一定会继续下去,相信加入了美国经历的加藤嘉一会变成中国更加需要的人才。完成美国的经历,应该就是回国了。问题是,什么时机回国,以什么身份回国,以什么状态回国。这个还要看未来自己的发展状况,取决于到时候自己的自信心如何,自己的人际网络如何,自己的政治敏感度有多强。不用着急,得出答案是简单的,不轻易得出答案才是合理的战术。

确定方向,灵活前进,顺其自然。有两个因素有可能阻碍我的人生规划。一,健康问题。我每天过得很疲倦,一年接受300次以上采访,要看300本书,每天都要跑步15公里,每个月要写25篇专栏,同时写几本书,还有上学、教课、做科研项目、调研、主持、同传……做这么多事情,能不损害健康么?我要非常慎重地照顾好自己。身体是资本,没有了健康的身体,什么都做不了。二,政治问题,关于这点,中国读者很熟悉,就是政治上犯错误,政治上犯错误不仅在中国是发展的障碍,在日本,同样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这里就不展开来说了。

 


责任编辑:姜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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